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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那么，首先是什么驱使他去英国北部的呢？就像大部分的近代历史现象一样，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一段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为许多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许多作者出自工人阶级。还有一些是中产阶级的旁观者。这种分裂的观点在奥威尔的作品以及他的读者中都有反映。以工业中心兰开夏和南约克郡为主，在20世纪30年代在杰克·希尔顿让奥威尔去的维根，失业率占到人口的25％到30％之间——大萧条时期有助于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这个过程也颇具有讽刺意味。比如说莱斯利·霍沃德，如果他没有失去泥水匠的工作，那他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沃尔特·格林伍德写了《失业救济中的爱》（1933），这本书至今仍是同类作品中的经典；而他是在被一家曼彻斯特的百货公司辞退后才开始写作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萧条的地区都有几个有思想的来自工人阶级的作家：利物浦的詹姆斯·汉高，达拉谟的哈里·赫斯洛普和J.C.格兰特，诺丁汉郡的沃尔特·布里尔利（经典性题目为《经济调查人》的作者）和F.C.博登。举例来说，赫斯洛普的《最后的牢笼》，描绘了泰恩河畔因为无序和大规模的失业造成的荒芜：“没有造一只战船，没有启动一台起重机，没有一个人做工，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作为一个小规模的接受这种人才的杂志——《阿黛菲》是“无产阶级文学”突出的支持者——奥威尔觉察到这种现象并评论了一些同这种现象有联系的书籍。正如他在对弗雷德·鲍恩所著的《摇摆的石匠》评论中所说：“大众教育鼓舞人心的成效之一就是，在很短的间隔内，站在真正的工人阶级立场上的书籍开始出现了。” 　　他们在中产阶级报道文学的澎湃的潮水中坚持着，以J.B.普里斯特利的畅销书《英国之旅》（1934）为典型代表。在普里斯特利之后，英国北部的特伦特几乎被寻求模仿的伦敦文人挤满。其中之一的著名的访问者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几乎是同奥威尔在同一时期启程去诺丁汉郡煤田的。在那里，他下煤矿，并访问了好几个失业率很高的地区。南下后奥威尔读了休·马辛厄姆的《我摘下领带》（1936），并且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中，作者是在伦敦东区收房租的人。同马辛厄姆在白教堂的出现一样，源自这些短途旅行的书籍和报道都受到了置疑。奥威尔同希尔顿的关系也因如此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尽管希尔顿建议奥威尔去维根，他同时对结果的要求也非常严厉。“乔治去了维根，”他晚些时候评论道，“但是，有可能他还待在家中。他只是在浪费钱、精力，写一些蠢话。……愚蠢的读者啊，不能把以艺术的形式完成的作品和穷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只是获得了一种不需要调配的颜色。”奥威尔与希尔顿的信件——在战后被希尔顿毁掉——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引起注意的并非是奥威尔的动机，而应该强调的是，所有去北方的旅行、工人阶级的冒险经历，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应该强调的是，奥威尔是在无论怎样都抹不去的对抗中需要表明自己的明确的立场，需要去战斗的。 　　奥威尔要面对这些事情，在彭宁山脉的8个星期的旅行中需要，在《通向维根堤之路》发表后也需要。带着里斯给他的通讯录，他在曼彻斯特的寄宿地方呆了一天，然后同一对叫做米德的夫妻一同上路，丈夫是龙赛地区的工会官员。奥威尔马上就注意到左翼意识形态进入了北方居民的人家。这对夫妻称呼他为“同志”，尽管米德太太对此表示出“明白地不舒服”。米德夫妻给了他一个叫做杰尔·凯南的人的地址。这个人是一个电工，工党活跃分子，住在维根，可以带他参观龙赛地区。奥威尔在星期六下午到了凯南的家；他“高高的个头，背着法兰绒背包，穿着浅黄褐色的夹克和橡胶雨衣。”在凯南的陪伴下，他被带到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心——每个人都热切渴望得到帮助，他注意到，“但是我不能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我”——他在沃灵顿巷72号的霍恩比家住了下来。这是奥威尔第一次与这样的工人阶级的家庭接触，在《通向维根堤之路》中他所创造的气氛出自这里。和霍恩比先生——一个失业在家的矿工，并患了一般工人都有的疾病：眼球震颤——他的妻子，10几岁的儿子，侄子，在这个小家里住着3个男人。 　　天气非常寒冷，地上积着雪；但是，奥威尔的大部分时间仍旧花在旅行上面。他去合作大礼堂听了著名的社会演讲家，沃·汉宁顿的演讲，却非常失望：虽然他可以逐步建立群众基础，但却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演讲者。第二天，他沿着小镇的运河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去寻找那个存在于神话中的码头：他用在题目中的那个码头；他惊异于那些可怕的矿渣堆，熏黑的烟囱，还看到老鼠——他猜，由于饥饿，十分瘦弱——在雪地里蹒跚踉跄。他的文学生涯继续蓬勃发展，而有个阴影却十分不调和地跟随着他。2月13日，他告诉摩尔他在维根过得十分有趣，并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不仅仅是那些被熏黑的砖墙和晦涩的天空，奥威尔还被那里对自我展示的剥夺的程度震惊了。和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工作人员一起外出检查住房情况时，他被带到了小镇边上一个肮脏的旅行者的聚集区，在那里，他被所看到人们脸上的不堪的表情震惊了：有一个女人的脸就像一具死尸的头。然后当他在一条小巷中徘徊时，突然的一瞬间——就像从火车的窗口看到的一样，之后重写了来增加它的影响——成为《通向维根堤之路》最难忘的一幕：一个年轻女子跪在水槽旁用棍子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我想，当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穷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那堵塞的排水沟时，生活是多么的可怕啊！”女人抬起头，迎上了他的眼。她的表情“是我见过最为荒凉凄惨的”。它给奥威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想她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回到沃灵顿巷，霍恩比太太就不太舒服了，所以也不能料理家务事了。大概是在杰尔·凯南的安排下，奥威尔更换了他的住处，搬到达林顿路22号。这是叫做福里斯特夫妇的家，他们在小楼的底层还经营着一个买牛肚等内脏的商店。他注意到，尽管就社会气氛来说，这处和以前的住房基本相同，但是这个住处更脏、更臭。后来，这种不悦化成了对福里斯特夫妇（在小说中化名为布鲁克）的难以置信的鄙视和对他们存在的不齿。达林顿路22号后来成为《通向威根堤之路》背景的开始章节，一个庄重的后街贫穷之旅：布鲁克先生在面包上留下的黑指印；他的那位半合法的布鲁克太太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哀叹生活的艰难；路过的商旅，住不起旅店，不得不窘迫地使用在他们手提箱里存放的食物做成午饭来食用。当地的居民对福里斯特夫妇的商铺褒贬不一，但是很明显，它存在有它的理由。有人可能会这样评价它“有一点不上档次，并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干净”。在下楼到福里斯特夫妇准备的早餐桌上吃早饭前，奥威尔躺在床上，听着纺织女工穿着木屐跑到鹅卵石路上之前下楼时发出的笨重的声音——他认为那是非常响亮的声音，就像是在行军的队列。他写《让叶兰继续飞扬》时付出的艰苦努力却是他身心最活跃的时候。在2月19日给戈兰茨的电报中，他提到所提出的变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加上被从亨利埃塔街发来的消息激怒，奥威尔继续探究当地社会和政治生活，参加全国失业劳工运动的活动，帮助筹集资金营救被德国纳粹拘捕的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塞曼。在分析过那些温顺的读者后，奥威尔抱怨到，在英国已经没有激情了。他同一个名叫帕迪·格雷迪的失业矿工一同看到了失业工人争抢着爬上运送煤渣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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