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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奥威尔在达拉哥那省待了近3天。他在慢慢恢复元气，有一天，他独自一人竟然走到海滨。这里生活井然如旧，奥威尔突发奇想，真希望看见有人溺水，“但这么浅不冷不热的海水不会发生这种事”。终于有医生为他检查了。医生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恢复嗓音了，因为他的喉咙已经“碎”了。子弹差一点点就击中他的颈动脉，他捡了一条命。后来经过确证，他右臂疼痛是因为子弹的外壳末端穿过他颈后的神经束。比较切实的想法是进一步转院。5月29日，艾琳和考普把他接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莫林疗养院。这是一家由统一工党经营管理的医院。第二天，他的嗓音有些改善，以前相隔几英尺别人就听不见了；他的胃口也比以前好。在医院里，他还碰到了其他几个英国人，其中有亚瑟·克林顿、斯特拉福德·考特曼。他们因为有患结核病的迹象，被从前线送了回来。 　　奥威尔不会再参加战争了。6月1日他接受了巴塞罗那大学格劳教授的全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喉右侧扩张神经粘膜破损而导致喉咙不完全瘫痪”。子弹是从气管和颈动脉之间穿过的。推荐的治疗方法是电疗，由该市总医院巴拉奎尔医生负责。巴拉奎尔医生擅长于神经干扰的电疗。考普一向非常关注奥威尔的情绪变化。他给艾琳的哥哥写了一份关于奥威尔身体状况的报告。其后，从6月初，艾琳就例行同从郊区归来进行电疗的奥威尔一起住在大陆旅馆。那时，他已决心返回英国。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为了获得那份证明他履行职责的正式公文，他必须到前线附近的一家医院去向医疗理事会陈述，然后再返回到西塔莫，在统一工党总部为公文盖章。奥威尔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还谈起自己希望早一点同他见面。“如果我能拿到正式公文的活，那我应该在约两个星期后回家。”他心力交瘁，声音嘶哑，疼痛难忍。他急于想同他人分享他的西班牙种种经历：“我目睹了诸多令我愉快的事情，最终我真的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我以前从未如此。”几天后艾琳写给劳伦斯·奥桑尼斯一封信，说奥威尔身体好转，声音逐渐恢复，胳膊有了更多的知觉，但他心情十分忧郁沉闷。艾琳了解丈夫的心理，觉得也不是件坏事。 　　当时已近6月中旬。距奥威尔上次离开巴塞罗那已近一个月了，但那里的政治硝烟却仍未平息，依旧危机四伏。许多杰出的统一工党成员，包括著名矿工领导人的孙子鲍勃·西米雷，仍关在大牢中。鲍勃·西米雷是一个呼风唤雨式感召力强的人。国外人士则以“潜逃者”的身份遭到逮捕。突击队巡逻在大街小巷，满城的人都对巷战会卷土重来怀有恐惧感。政局越来越不安宁。5月中旬共产党人曾发动过一场内阁危机。卡鲍雷罗总理辞职，由尼格林接任。尼格林领导的是一个肃清左翼分子的政府。无政府主义分子没有加入其中。革命在倒退：苏联的影响在与日俱增。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充满了不祥之兆，这一切似乎是蓄谋已久的。奥尔夫是西班牙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早在1936年12月，他就信誓旦旦向莫斯科总部保证“清除由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统一工党容易得很。”奥威尔很清楚巴塞罗那传播的流言蜚语，但他仍要完成个人任务。考普因为要寻求工程部的一个特殊职位，要去巴伦西亚。奥威尔先去看望了他，之后就动身前往西塔莫。在那里，枪战仍在进行，后备部队随时待命。奥威尔晚上睡觉躺在地上，把一个子弹盒当作枕头。以后的几天里，为了那张公文，他不停地穿行于一家又一家医院，疲惫不堪。终于在蒙佐医院有了着落。一个乐呵呵的医生在证书上签了名，以证明他再也无法讲话。奥威尔等候检查，耳边不时传来外科室里因未上麻醉而痛苦万分的病人的尖叫声。当走进房间时，他看见椅子横七竖八，地面上满是血迹、尿渍。 　　不管怎样，他毕竟拿到了第29师盖了章的公文，还有一份上面写着“残疾”二字的医学证明。现在他可以自由自在返回英国了。沉浸在这重新获得的自由的喜悦中，奥威尔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好好“看看西班牙了”。因此，整整一天，他都徜徉在当地的手工艺及艺术品之中。这自然很好地表现出奥威尔内在敏锐的观察力。比如，他饶有兴趣观察着手工艺人制作羊皮瓶。他发现工艺完成时，羊毛竟附在瓶的内侧。当人从瓶内取水喝时，水其实都经过了羊毛过滤。奥威尔突然感到自己远离鼠类猖獗的战壕，遍地的污物，眼前呈现的是这番情景：白皑皑的山岭，穆尔人辉煌的宫殿，醉人的柠檬种植园，披着黑面纱的少女。这种心情一直停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返回大陆旅馆途中在一家餐馆就餐时，也未消失。一个慈善的上了年纪的侍者问他：喜欢西班牙嘛？还会回来吗？噢，喜欢，我还会回来的。他答应着，尽管他的声音嘶哑不清。 　　但是，到处还是流言蜚语。6月5日下午，停战消息幽灵般冒出来，人们纷纷奔出家门购物。但是迎来的却是炮火的复燃。奥威尔又返回馆顶守卫在那里。一群避难的人拥在大陆旅馆里。那里弥漫着疑虑不定的可怕气氛。那位可疑的苏联间谍堵住来自国外的难民，胡说这一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奥威尔鄙视地望着他，心想：如果他也算是一名新闻记者的话，“他可是我头次见到的谎话连篇的记者”。那天晚上，供应给大陆旅馆这些前簇后拥来自异国他乡的房客的主餐，是每人仅仅一份沙丁鱼。只有橘子大量供应。而这橘子是由被迫停滞在此的法国卡车司机拿出来的。奥威尔在馆顶又熬了一夜，但第二天，即星期五，骚乱看来最终要画上句号了。政府广播时而劝诱，时而威逼，催促人人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还警告人们到一定时间，若发现有携带武器的，必遭逮捕。路障的数量不断减少，电车开始恢复运营。无政府主义者插上的黑旗也从电话局的上面取下了。傍晚将末，巴伦西亚政府军出现在街头。这支军队是共和军的骄傲，是一支顶呱呱的突击队。由于禁止携带武器，奥威尔他们必须把用于监视街道防卫天文馆的六支步枪，归还到统一工党的所在地，而且，这一切必须在摩卡咖啡馆里的治安警备队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不过最后，奥威尔和一个西班牙的小伙子把枪藏在衣服里，偷偷地带了出来。奥威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长长的毛瑟枪枪管放入了34英寸长的裤腿中，总算没被人发现。第二天，突击队员的身影到处可见。他们“行走在大街上宛如征服者一般”。 　　这种情况简直太奇怪。奥威尔后来承认，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从外表来看，城市似乎恢复了正常，但紧张氛围却又时时袭来。首先，旧的问题尚未解决。不管巴塞罗那战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总之，它使得巴伦西亚政府得以统治加泰罗尼亚。这种状况在1936年的秋天的革命的氛围中多少是不大可能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民兵要解散，成员要分到国民军队中。统一工党被宣布为隐藏的法西斯：报刊上有一张卡通图片，带着一张面具，面具上挂着铁锤及镰刀，而其下竟是一个法西斯的徽印。尽管政府发出一个接一个的声明，但气氛仍处在未知迷茫之中。人们都竭力地弄清楚这些法令于公共利益及自己利益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片土地上，政策随时在变化着，生活的轨迹也在变化着。一个来自共产党的朋友询问他是否想要转到国际分队，奥威尔甚感惊奇。他疑惑地问道，政府的条文法令不是已经判定他是法西斯分子了吗？这位共产党人对奥威尔解释说，你只是服从命令的，又不是发号施令的。以后的几周，巴塞罗那及其他各处，无论如何防御也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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