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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老板请我当厨房里的洗碗工，也就是说，我的工作是洗餐具、打扫厨房、洗菜、泡茶、煮咖啡、做三明治、干简单的烹饪活和跑腿等等。报酬照例为一个月五百法郎，包吃，但是没休息日，工作时间也不固定。在X酒店，我见识过运作最好的饮食业，花钱不限，组织得又好。如今在让·科塔尔餐馆，我了解了在一间糟糕透顶的餐馆里是怎样做事情的。这值得一记，因为在巴黎有几百家类似的餐馆，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时不时会在其中一间用餐。

　　对了，我应该补充一下，让·科塔尔餐馆并非学生和工人会光顾的普通低档饮食店，我们所提供的能填饱肚子的一餐饭要价不低于二十五法郎。我们这里漂亮如画，有艺术味，这就提高了我们的社会等级。吧台那里挂了有伤风化的画，还有诺曼风格的装修——墙上的假梁，做成烛台样的电灯，“农家”陶制餐具，门口甚至还有垫脚石——老板和侍者领班是前俄国军官，很多客人是有贵族头衔的俄国流亡者。总而言之，我们毫无疑问是一间时髦餐馆。

　　尽管如此，厨房关了门当猪圈也合适，因为我们的后勤区得正像如此。

　　厨房长十五英尺，宽八英尺，一半地方都给炉灶和桌子占了。所有壶啊罐啊都得放到手够不着的架子上，只够地方放一个垃圾箱，经常到中午就满了，地上通常有一英寸厚践踏过的各种食物。

　　用火方面，我们只有三台煤气灶，没有烤箱，大块肉全拿去外面的面包店烤。

　　没有食品库，我们用院子里还剩一半顶篷的棚子放食物，棚子中间还长了一棵树。肉、蔬菜之类什么也没垫就堆在地上，老鼠和猫都来偷嘴。

　　热水管没装，洗餐具的水得在平底锅里烧，但是因为做饭时没炉子烧水，多数盘子只好用凉水洗。再加上软肥皂和巴黎的硬水，意味着得用小片报纸擦掉餐具上的油。

　　炖锅少得让我不得不每次刚用完一口就洗一口，而不是留到晚上再洗。单是洗炖锅，每天就大概要花一个钟头。

　　因为安装时能省则省，不知道毛病在哪里，结果是通常晚上到八点钟保险丝就会断掉。老板只允许我们在厨房里点三根蜡烛，厨师说三根不吉利，所以我们只点两根。

　　咖啡磨是从附近一间小酒馆里借的，垃圾箱和扫帚是向门房借的。第一周后，很多布块送去洗之后没送回来，因为没付洗衣费。劳工稽查员也找我们麻烦，他发现员工里没有法国人，跟老板私下见了几面，我看老板得给他塞钱才行。电力公司也来讨债，讨债的发现我们用开胃菜收买他们，就每天上午必到。我们欠杂货店的钱，本来早就没法赊了，只是杂货店的老板娘（一个长胡子的六十岁女的）喜欢朱尔，朱尔就每天被派过去哄弄她。与此类似，我每天都要浪费一个钟头去商业路讨价还价地买蔬菜，为的是省下几个生丁。

　　这全是资金不足就开业的后果。在此情况下，要求厨师和我每天提供三十四顿饭，后来要供应一百顿。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干得受不了。厨师的工作时间为从早上八点到夜里十二点，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半——十七个半钟头，几乎不休息。我们直到下午五点才可以坐下来，可是就算到那时，除了垃圾箱盖，没别的地方可坐。鲍里斯住在附近，不需要坐末班地班回去，他从早上八点钟工作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每天干十八个钟头，一周七天。这种工作时间尽管不算常见，但在巴黎也绝对不算特例。

　　生活马上进入一种程式，让在X酒店干活如同度假。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强迫自己起床，不刮脸，有时候洗把脸，马上就赶去意大利宫站抢地铁座位。不到七点钟，我身处又冷又脏的厨房，周围一片狼籍，地上到处是土豆皮、骨头和鱼尾巴。一摞油腻的盘子粘在一起，过了一夜等着要刷。我还不能先刷盘子，因为水冷。我得先取牛奶，煮咖啡，因为别人八点钟到，指望马上可以喝到咖啡。另外还总是有几口铜炖锅要洗。那种铜炖锅是洗碗工日常工作中的痛苦之源，得用沙和链条擦洗，十分钟才能擦干净一口，然后用亮铜剂擦光外面。幸好这种铜锅的铸造手艺已经失传，法国人厨房里这种铜锅越来越少，不过还是能买到旧的。

　　我刚开始刷那摞盘子，厨师会叫我先去剥洋葱，我刚开始剥洋葱，老板会来派我去买卷心菜。我买卷心菜回来，老板娘又叫我去半英里外的一间铺子里买一罐胭脂；等我回来后，还有更多的菜要洗，可是盘子还没刷呢。就这样，我们无法做得面面俱到，一天里积了一样活又一样活，什么都干不完。

　　直到十点钟，情况才相对好转，不过我们干得快，也都没发脾气。厨师会抽时间聊聊她的艺术素质，说难道我不觉得托尔斯泰“了不起”，还一边在案板上剁牛肉，一边用好听的女高音唱歌。但是十点钟时，侍者开始吵着要吃中午饭——他们吃得早——十一点时，会来第一批客人。一下子，一切变得忙乱，脾气也控制不住了。不是像X酒店那样督促人和吵嚷，而是种混乱、无事生非地记恨和发火这种氛围，最根本的，是叫人感觉不舒服。厨房里窄得让人受不了。盘子放在地上，得牢记着别踩上去。厨师走来走去时，她其大无比的屁股挤撞我，嘴里没完没了、唠唠叨叨地各种命令一起来：

　　“蠢得要命！我给你说过多少次别让甜菜根流汁？快点，让我到水池那边！刀子拿走，继续削土豆。你怎么弄我的滤网了？噢，别管土豆了。我不是叫你把牛肉汤上的油撇掉吗？把炉子上那壶水拿下来。别洗餐具了，把这把芹菜切了。不对，不是那样切，你个笨蛋，这样切。喂！我看你敢让豆子煮得溢出来！马上给我干活，把这堆鲭鱼称一下。看看，你说这些盘子干净了？用你的围裙擦。沙拉放地上。对了，放到我肯定会踩到的地方！小心，罐子溢出来了！把炖锅端下来，不对，是那个。把这个放到烤架上。土豆扔掉。别浪费时间了，扔到地上，踩下去。再撒点锯末。这片地板就像溜冰场。看好，你这个笨蛋，牛排着火了！我的天，他们干吗给我派来这样一个白痴洗碗？你在跟谁说话？你不知道我姑姑是个俄国女伯爵吧？”等等，等等，等等。

　　如此这般，一直持续到三点钟都无任何变化，只是到十一点左右，厨师通常会歇斯底里发作一番，泪水哗哗流。三点到五点对侍者而言很轻松，可是厨师还得忙碌，那时我最手忙脚乱，因为有一摞盘子要洗，必须在晚餐开始前抢时间干完或者干一半。洗餐具要多费事一倍，因为条件很简陋——一块狭窄的泄水板，温吞水，湿透水的布块，以及每个钟头堵一回的水池。到了五点钟，因为早上七点之后都没吃过东西，也不曾坐下来过，我和厨师觉得站立不稳。我们常常会瘫掉，她坐垃圾箱上，我坐地上，喝一瓶啤酒，并为我们上午说过的一些话互相道歉。是喝茶让我们得以坚持下来。我们专门早晚在炉子上炖着一壶茶，每天要喝几品脱。

　　五点半时，忙乱和争吵再度开始，这次比上次还糟糕，因为大家都累坏了。厨师在六点钟歇斯底里地发作一次，另外一次是在九点钟，很有规律，以至于可以因此知道几点钟。她会扑通一声坐在垃圾箱上，歇斯底里地哭起来，哭着说她从来没想到会沦落至此，她的神经会受不了，她在维也纳学过音乐，她要养活卧床不起的丈夫，等等，等等。换个时候别人会同情她，可是因为我们都累，她哭哭啼啼反而只是惹火我们。朱尔经常站在门口学她哭。老板娘絮絮叨叨，鲍里斯和朱尔一天到晚吵架，因为朱尔干活偷懒，而鲍里斯身为侍者领班，小费要拿大头。餐馆开张后才过了一天，他们在厨房里就为两法郎小费干上了架，我和厨师只得把他们拉开。从不失态的只有老板一个人。他的作息时间跟我们一样，可是他不干活，因为是他老婆具体操持一切。他要干的，除了在供应方面订货，就只是站在吧台里抽烟，看上去一副绅士模样，这方面他做得无可挑剔。

　　我和厨师经常十点到十一点时才挤出时间吃晚饭。十二点时，厨师会偷一袋吃的带给她丈夫，藏在衣服下面走了，一面哭哭啼啼地说干这么久会要她的命，她第二天上午就辞职。朱尔也是十二点走，通常是跟鲍里斯吵了一架才走，鲍里斯要看吧台，一直到两点钟。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我尽量洗完餐具。想把活干妥当是没时间了，我经常只是用餐巾把盘子上的油抹掉。至于地上的灰，就由它去了，要么把最脏的扫到炉子下面看不到的地方。

　　十二点半时，我会穿上外套快步出去。我走过通道经过吧台时，老板跟平时一样和气，他会拦住我。“哎，我亲爱的先生，您看上去真累！请赏脸接过这杯白兰地吧。”

　　他会谦恭有礼地递给我那杯白兰地，似乎我是位俄国公爵，而不是个洗碗工。他对我们大家都这样，这是我们每天干十七个钟头后的补偿。

　　照例，末班地铁几乎是空的——真是件大好事，因为可以坐下来睡一刻钟。我通常一点半上床睡觉。有时我没搭上地铁，只能在餐馆打地铺，不过几乎没关系，因为到那时，我就算在鹅卵石路上也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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