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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第九章

  人们可以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车,直接到达眉谬——该省主要的山间驻地。它位于掸邦高原的边缘。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东方城市气候中出发的——灼热的阳光,沾满泥土的双手,鱼、香料和大蒜的气味,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黝黑面庞的拥挤人群——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和适应列车车厢里的一切。当列车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谬刚刚停下来的那会儿,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车厢,你就仿佛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间,你就呼吸到了有点类似英国的那种凉爽、芳香的空气,你的周围尽是绿草、蕨丛、枞树和叫卖篮子中草莓的粉黄面颊的山区女人。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重新回到巴塞罗那时,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肮脏、噪音、拥挤、烂衣服、匮乏感,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

  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烈性酒,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缝制的酒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酒柱喷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不一会儿,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是的,每个人都极为开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但是,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以后,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

  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

  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

  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主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人们热情高涨,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

  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却做了大量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

  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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