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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我记得，在巷战后的一两天里经过一条经营时尚商品的街道时，碰巧看到一家甜食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精致的酥皮糕点和糖果，但价格令人吃惊。昔日的这类商店现在仍能在邦德街或和平街（delaPaix）看到。我还记得，我当时真的为这样一个饱受饥饿和战争创伤的国家，居然还会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感到过莫名的恐怖与震惊。但愿我没有含求过什么个人的优越感。在数月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极度渴求过美味的饭菜和葡萄酒，鸡尾酒，美国香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承认，自己沉湎于任何我能买得起的奢侈品中。在巷战开始前的那个星期里，我的心里总在想着几件事，这些事又以某种离奇的方式相互纠缠不清。 　　首先，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忙着尽可能把自己安顿得舒适一点。其次，由于吃喝过度，整个那一周我都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倒下来睡上半天，起床后又是饱餐一顿，接下来身体还是不舒服。与此同时，我也在悄悄张罗购买左轮手枪的事。我非常需要手枪，因为在战壕里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发给警察和人民军，根本不发给民兵，你只有找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的秘密仓库中非法购买。 　　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和许多恼人的周折以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给我弄到了一支26毫米口径的小型手枪；这是一件破烂货，连五码以外的地方都打不到，不过有总比没有要好。此外，我也在为离开马统工党民兵组织、加入某个确实能够把我派到马德里前线战斗的组织，预作准备。 　　早先，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想离开马统工党。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还是宁可加入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能成为全国劳工联盟的一员，就可能进入F.A.I.民兵组织。但有人告诉我，F.A.I.更可能把我派到特鲁埃尔，而不是马德里。如果想去马德里，我就必须参加国际纵队，这就意味着必须得到一名共产党员的推荐才行。我找了一位共产党员朋友，他在西班牙医疗救护队工作，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他似乎非常希望接收我，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再邀请（英国）独立工党的其他一些英国人跟我一起来。要是我的身体状况好一点的话，或许我当时就同意了。现在很难说清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后来又会怎样。在巴塞罗那战斗开始前，我很有可能被派往阿尔瓦塞特，那样的话，我也就不可能目睹密集居民区中发生的战斗，很可能只好接受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描述了。 　　另外，在巴塞罗那战斗期间，如果我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命令，又要保持对马统工党同志们的忠诚感，那么我自己的立场又会怎样？我的休假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因此，我迫切希望在回前线以前恢复健康。此外，选择哪个组织毕竟是个决定个人命运的大事——我只有等，边等边让靴匠给我做一双新的军靴。（或许所有西班牙部队里也找不到我能穿得上的大军靴。）我告诉我的共产党员朋友，以后我会做出具体安排的。同时，我想休息一下。我甚至有个想法，带我的妻子去海边玩上两三天。好主意！然而政治氛围告诫我，这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事。 　　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街道上的虚假繁荣，包括花店、彩旗、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上的敌对和憎恨。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快有麻烦了。”眼前的危险，既简单又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革命的人们之间、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 　　就政治而言，除了加联社党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外，现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什么其他力量了。相反，全国劳工联盟有难以琢磨的武装力量，他们虽然缺乏精良的装备，对自己想要什么还不如对手明确，但他们人数众多，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具有相当的实力。假如与这样的武装力量联合，注定会有麻烦。在加联社党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阵地的安全，就必须从全国劳工联盟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逐步瓦解政党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安排。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国民自卫队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特别是，国民自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宪兵，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凡私人藏有的武器一定要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很清楚，只能通过武力从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夺取武器了。这样一来，很快就谣言四起，由于检查制度严厉，报纸对遍及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冲突的报道总是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达（Puigcerdá），一帮马枪骑兵被派取占领了海关，先前海关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安东尼奥·马丁——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杀）控制。[1]我想，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死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 　　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区，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激烈的争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谋杀，随谋杀而来的是多次盛大的、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早些时候，有个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被谋杀后，送丧的队伍多达数万人。四月底，在我到达巴塞罗那之后，劳工总会的一个著名人物罗尔丹·柯尔塔达被谋杀了，估计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人干的。政府命令所有的商店关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其中主要是人民军队伍，游行队伍很长，从头到尾经过一个地方就得两个小时。 　　我在旅馆的窗前，冷眼相看。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葬礼就是意在炫耀武力，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还有可能继续流血。当天夜里，我和我的妻子被一二百码以外加泰罗尼亚广场传来的枪声惊醒。第二天，我们得知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一个男子遭到了枪击，大概是劳工总会中的某个人干的。显然，所有这些谋杀事件很有可能都是内奸干的。人人都能判断得出来，国外的资本主义报纸反复报道并大肆渲染罗尔丹被杀事件，可对由此产生的报复性谋杀却刻意地只字不提，从中可见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态度。 　　---------------------------------------- 　　[1]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上写道：“我被告知关于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论述是不正确的，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 　　---------------------------------------- 　　“五·一”节就要到了，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全国劳工联盟的头头们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劳工总会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想法是应该和劳工总会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5月1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 　　但是，我承认，当时我长舒了一口气。那时，人人都希望（英国）独立工党小分队加入马统工党的游行队伍，但也担心出乱子。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行进在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街道上，然后被从街道旁窗口跳出来的某个手持冲锋枪的陌生人打死——这种死法儿可不是我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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