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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
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你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怀疑和仇恨气氛，恶毒的谎言和莫须有的传闻漫天飞扬，贴在布告栏中的海报公开地诋毁我，以及所有类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间谍。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停留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的门外，外面还游荡着一帮无事生非、到处找茬的政治无赖，其中也许会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缉”。这就有如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与一个德国人握手同样危险。我猜想，这位军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定我并不是所谓法西斯间谍，而且这样与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仍然乐意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相当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许多恶劣的境遇之中，你会经常从西班牙人身上见到类似的崇高品德的闪光点。我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印象极差，但对西班牙人却没有坏印象。我记得，我仅对一位西班牙人发过两次火，而每当忆及此事，我都认为全是自己的错。毫无疑问，他们宽宏大量，品行高尚，但这些品质都并不真正属于二十世纪。 　　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义也会采取一种相对宽松、能够让人接受得了的统治形式。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人具备现代极权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素质：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几天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时所发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实际上，当时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我真的希望我能亲眼目睹，可是幸亏我没在现场，否则我会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的。 　　警察用众所周知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或盖世太保的风格进行了那场搜查。午夜过后，随着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六名警察闯进了我妻子的客房；他们打开灯，迅速控制了客房的各个重要位置，显然是事先早有预谋。接着，他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手段彻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两个房间（有一个附设的卫浴间）。他们击听墙壁，摸捏椅垫，敲击地板，掀抖窗帘，拍打浴缸和暖气片，同时翻箱倒柜，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个遍，还要再拿到灯光下仔细检视。他们收缴了室内包括丢进废纸篓里的所有报刊和纸张，还有我们的所有书籍。当发现我们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时，他们马上喜形于色，自以为抓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把柄。如果这是他们发现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书的话，那么我们的末日也就临头了。非常明显，在他们看来读《我的奋斗》的人必然是个法西斯分子。 　　但是，紧接着他们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写的小册子，名叫《论彻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方法》，这多多少少让他们暂时松了一口气。抽屉里的几包卷烟纸也被翻出来。他们把其中每一包都拆开来，逐张检查，以防漏掉可能记录在那上面的任何信息。他们差不多检查了将近两个小时。然而，他们却没有去搜查床上。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垫下面也许暗藏半打轻机枪，况且枕头下面也能藏着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这些警察没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说检查床底了。 　　我不敢相信这回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通常办事风格。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现在警察已经几乎完全处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这些警察说不定自己就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些人同时也是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来说，把一个弱女子从床上赶下来，实在是太难为情了。于是，这一方面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当然，这也使得全部搜查变得毫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睡在一处建筑荒地的草丛中。这是一个很冷的夜晚，我们都么怎么睡着。我记得，我到处找了几个小时才喝到一杯咖啡。自来到巴塞罗那，我还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现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教堂顶部的四个尖塔有如酒瓶一般。与巴塞罗那大部分教堂的命运不同，这座教堂在革命期间没有遭到破坏——据说，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极具“艺术价值”。我想，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毁掉它，却没有那么做，这只能显示他们品位粗俗，尽管他们确曾将红黑相间的旗帜悬挂在踏尖上。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们和他道别，并交给西班牙朋友一些钱，摆脱他们给柯普买些食品和香烟。 　　除此而外，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做到。在我们离开巴塞罗那以后不久，柯普被单独监禁，甚至不让外面的人给他送食物。那天晚上，我们去拉姆拉斯大街，路过摩卡咖啡馆时，看到那里仍有国民自卫队士兵在把守。我一时兴起，走进咖啡馆，并和两个肩挂步枪、斜倚柜台的士兵闲聊起来。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战斗时曾在这儿执勤。他们说不知道，就像许多西班牙人的惯常回答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弄清这件事。我说，我的朋友乔治·柯普被捕入狱，受五月战斗牵连将被审判，当时在这里执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这里的战斗，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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