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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至于寡妇的卧房，从住了三个月起，直到她又倒了霉不得不离开的那一天为止，永远乱七八糟，无论怎样描写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大靠椅变做猫儿的床铺；有时金丝雀放出笼子，把所有的家具画满标点符号。好心肠的寡妇到处放着喂鸟的粟子和菜叶。缺角的碟子里摆着猫儿的点心。衣服鞋袜四下乱丢。满屋子都是一派外省气息和追念亡人的气息。勃里杜的遗物全部郑重其事的保留下来。对于他文房用具的重视，不亚于中世纪骑士的寡妇对待亡夫的刀剑。我们单看一桩小事就能领会这个女子的心意多么动人。她包起一支笔，加了封，外面批上一句：“我亲爱的丈夫用的最后一支笔。”他喝最后一口水的杯子供在壁炉架上，用玻璃罩罩着。这一类供奉遗物的玻璃罩上面，以后还堆上睡帽和假头发。勃里杜过世之后，三十五岁的年轻寡妇就不再修饰，更没有什么女性的风韵。阿伽特唯一熟悉，敬重，心爱的男人从来没有给她受过气，丈夫一朝撒手而去，阿伽特便忘了自己是个女人，对样样东西都无所谓，也不再打扮了。夫妇生活的幸福，女人家的风情，都放弃得干干净净。有些人为了爱情会把自己的生命移在另一个人身上，失掉这个人就活不下去。阿伽特只能为了孩子而活着，如今眼看自己破了财要害他们吃苦，心里不知有多么悲伤。她一搬到马扎里讷街，面上另有一副凄凉的情调，令人感动。她的确对皇帝有所指望，但拿破仑除了已经帮的忙以外，也不能多出什么力：他的私库既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还补助每人六百法郎一年。 　　光彩奕奕的台戈安女人在三层楼上住着一个和外甥女一样的公寓。她出一张凭据给勃里杜太太，从她没有产权的收益项下每年拨还三千法郎。公证人罗甘把手续办妥，但直要七年功夫才能弥补损失。罗甘受着委托，替勃里杜太太恢复一千五百法郎一年的收入，按期把台戈安女人归还的款子拨在勃里杜太太名下。台戈安女人只剩一千二百法郎，和甥女俩过着清苦的生活。两个又老实又懦怯的妇女雇一个只做上半天的老妈子。台戈安喜欢下厨房，夜饭由她去做。晚上有几个朋友是从前勃里杜荐到部里去的公务员，来陪两个寡妇玩纸牌。台戈安女人始终追着三连号的彩票，她说那三连号闹别扭，硬是不出来。她希望迫不得已借的甥女的钱能一下子还清；对两个小勃里杜比对嫡亲孙子毕西沃还疼爱，一则害他们吃苦，觉得过意不去，二则佩服甥女厚道，便是最痛苦的时候对她也没有半句怨言。因此约瑟夫和菲利浦两个孩子被台戈安女人当做心肝宝贝。一个人染上了不良的嗜好总希望人原谅，法兰西帝国官办彩票公司的老股东不时给孩子们弄一些好菜。再过几年，约瑟夫和菲利浦向她讨零用钱是最方便不过的：小的拿去买木炭，铅笔，纸张，版画；大的买苹果酱松饼，弹子，花绳，小刀。台戈安女人的嗜好逼着她把日常开支减到五十法郎一月，以便拿余下的钱去做赌本。 　　勃里杜太太为了顾到孩子，也不让生活费超过这个数目。 　　她因为信托人吃了亏，有心惩罚自己，一些零星享受都忍痛牺牲。正如一般胆小而不大聪明的人一样，只要自己任何一种善良的心意碰了钉子而开始猜疑，便尽量发展另外一个缺点，临了那缺点竟会象德性一般坚强。她想皇帝或许会忘记勃里杜家，也难免在战场上出事；她的抚恤金又只限于她活着的时期。看到孩子们可能一文不名的流落在世界上，她不由得心惊胆战。罗甘向阿伽特解释，台戈安太太每年拨还的三千法郎过了七年可以买回她的公债，阿伽特听着不甚了了；她既不相信公证人，也不相信舅母，也不相信国家；她只相信自己和刻苦省俭的一套。每年在抚恤金项下省出三千法郎，十年就有三万，能替一个孩子挣到一千五百法郎利息。她目前三十六岁，再活二十年大概不成问题：这个办法可以给每个孩子留下一笔最低限度的活命之本。 　　因此两个寡妇的生活从空头的富裕变为自愿刻苦，一个是为嗜好所迫，一个是自命为从美德出发。我这个故事的取材不过是人生极普通的利害关系，但影响恐怕反而更深远；以深刻的教训而论，以上那些琐琐碎碎的细节一桩都不能忽视。 　　现代法国画派最大的一个画家约瑟夫·勃里杜，小时候看到美术学校的考棚，一些“拉班”在街上的喧闹；潮湿的区域远景那么沉闷，只能望着天空消遣；经常接触那幅业余画家的肖像，虽则功夫不到家，人物的精神和伟大的气魄都很充沛；屋子里温暖安静，色彩丰富，古色古香，非常和谐；还有吊在楼窗口的花草，清苦的生活，母亲对大儿子的偏心，不赞成小儿子的兴趣：总之，构成这个故事的开场白的一切事故，一切形势，也许就包含着约瑟夫·勃里杜成为大画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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