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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一些好心人梦想的共和议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希望有这种议会的人，若非受骗的糊涂虫便是未来的暴君。一个评议会在应当促使国家采取行动时，却讨论国家的危机，你们不认为它十分可笑吗？就算人民有了一些代言人，委托他们接受或拒绝赋税，那倒是公平的，不过这种事古已有之，无论是在最最残酷的暴君还是最最宽厚的英主统治下都曾有过。金钱不是俯拾皆是的，赋税更有其天然的界限，超过这个界线，国民就会起来抗税，要不就坐以待毙。这个选举团体如同它所反映的各种需要和各种思想，一贯变化无常，如果它反对将大众的意志屈从于某条错误的法律，那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让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五百个人制订出一条确当的法律，这种设想岂不是一场恶作剧，迟早要害苦黎民百姓吗？这些人只是换几个暴君，仅此而已。那么政权和法律就应该是某一个人的事业，这个人迫于形势，不得不随时将他的行动提请全国人民批准。但不管是一个人当政，还是几个人或许多人掌权，修改施政纲领只能通过一个民族的宗教机构来实行。宗教是对付滥用极权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抗衡力量。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宗教感情，就孕育了动乱的因素，君主也不得不变成暴君。设置在君王和庶民之间的议会，对于以上两种倾向来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据我方才所说的，议会只能成为造反或暴政的同谋。然而，我所倾向的独裁政府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政治上的结果永远取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已经老化，如果伪哲学和爱争辩的习性已经使它病入膏盲，这个民族即使形式上享有自由，也必定走向专制；同样，聪明的人民几乎总能在专制形式下找到自由。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大大限制选举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创建一个既能使富人成为穷人的朋友，又能教育穷人安于天命的有权势的宗教。总之，当今存在着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把议会的活动限制在讨论赋税和通过法律的范围之内，剥夺其直接立法的权力。 　　“我知道，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存在着另一些想法。今天象过去一样，常会遇到一批热心追求好上加好的人，他们总想责令社会变得比现在更聪明些。殊不知，旨在施行整个社会大迁移的改革，需要得到普遍的认可。改革者必须有耐心。我估算了创立基督教——纯属用和平的手段实现的思想革命——所花的时间，一想到为物质利益闹革命所带来的苦难就不寒而栗，我因此得出结论：要维护现存的制度。基督教说过：让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现代法律则说：让每个人有自己的土地。现代法律和基督教精神在此取得了一致。让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就是赋予人们以思想的权利；让每个人有自己的土地，乃是确认通过劳动拥有产业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应当依此而建立。大自然将人类的生命建立在维护自身安全的意识上，社会生活则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这些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政治原则。宗教用来世的思想消除了这两种利己主义的感情，从而改变了社会接触中的冷漠无情。上帝就通过以忘我为美德的宗教感情来减轻利益冲突所产生的痛苦，正如他曾经用无形的法律缓解了人间社会这个机体中产生的冲突。基督教教育穷人容忍富人，教育富人减轻穷人的苦难；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正是天上人间一切法律的精髓。” 　　“我不是政治家，”公证人接口说，“我将国君看作随时需要清理账目的社会清理人，他只是把从前任手中接收的资产一文不少地移交给他的继承者。” 　　“我也不是政治家，”贝纳西打断公证人的话，急忙反驳说，“只要依靠良知，就能改善一个镇、一个区或一个行政区的命运；治理一个省的人就已经需要才干了；可是这四级行政区划只打开有限的视野，平常人很容易一览无遗；它们的利益通过一些显而易见的纽带与国家的整体运动联系起来。在高一级的地区，一切都扩大了，政治家必须高瞻远瞩。在为一省、一地，一区或一镇创办福利的时候，只需预见十年后的效果，而一旦涉及整个国家，就必须预感到国家的气数，并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加以衡量。象柯尔柏①和苏拉那样的天才，如果不依靠造就出拿破仑和克伦威尔②的毅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先生们，伟大的相才，乃是镌刻在一个世纪年轮上的伟大思想，正是这种相才，为这个世纪带来了荣耀和昌盛。对于他来说，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他首先必须具备的美德。同样，在人间事务中，这种精神不正是力量的最高表现吗？有些人的头脑里缺乏统观全国的思想，只有当宰相的概念，这种人我们近来见得多了。因此真正的国务活动家，为我辈奉献出浩如烟海的人间诗篇的人物，不能不使我们敬佩。高瞻远瞩，顺应天命；置身于政权之上，留任于自觉有用之时，而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清心寡欲，摒弃一切庸俗的奢望，以便做到自制、未雨绸缪，意志坚定和自强不息；公正果断，有条不紊，控制自己的感情，处事全凭智慧；既不疑人也不信赖人，既不多疑也不轻信，既无报恩之情也无负义之心；既不落后于形势也不为某种思想所震惊；总之，在生活中和群众息息相通，展开智慧的双翼，扩大嗓子的音量，运用锐利而统观全局的目光，自始至终统治着群众，这样的人难道不比凡夫俗子稍稍高明一些吗？正因为如此，这些伟大和高贵的国父们的英名将被万世传颂。” 　　①柯尔柏（１６１９—１６８３），路易十四的重臣，历任宫廷大总管、财政总监、王家国务秘书等职，在发展工商业、改组财政和司法、创设法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 　　②克伦威尔（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两次战胜王党军队，他处死了英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爱尔兰民族起义，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先后战胜过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席间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宾主们互相注视了一会。 　　“先生们，你们还没谈军队呢，”热奈斯塔大声说，“依我看，军队的编制正是每一个优良的平民社会的楷模，宝剑才是一个民族的保护者。” 　　“上尉，”治安法官笑着说，“一位老律师曾经说过：历代帝国都由宝剑开始，由墨水瓶结束，我们现在正处于舞文弄墨的阶段。” 　　“诸位，”医生也笑着大声说，“我们已经安排了世界的命运，现在可以谈谈别的事了。来吧，上尉，来一杯埃尔米塔日酒①吧。” 　　①罗讷河地区著名的埃尔米塔日葡萄园酿造的葡萄酒。 　　“一杯不够，我来两杯，”热奈斯塔伸过酒杯说，“我要为您的健康干杯，也就是为给人类带来荣誉的人的健康干杯。” 　　“而且是为我们大家所爱戴的人的健康干杯，”本堂神甫嗓音悦耳地说。 　　“让维埃先生，难道您想让我犯骄傲之罪吗？” 　　“神甫先生只是轻声细语地说出了全区人民大声说出的话，”康邦先生接口说。 　　“诸位，我提议陪让维埃先生回他的住宅，顺便借着月色散散步。” 　　“好啊，”客人们站起身来准备送神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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