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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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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点半左右,那位新手告辞了。祖孙二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景象使他再也看不下去,他佩服他们的英勇气概,以及日复一日地扮演同样沉重不堪的双重角色的耐性。 “这一来您了解我们所过的生活了,先生。”贝尔纳先生对他说,“每时每刻都要象处处留神的小偷一样提心吊胆。一句话、一个手势就会害死我女儿!她所熟悉的那些小玩意儿少了一件,就会泄露天机,她那能透见墙外事物的思想就会猜到一切。” “先生,”戈德弗鲁瓦说,“星期一,哈佩佐恩将为您女儿作出诊断,他已经回巴黎了。但我怀疑,科学能否使这样的身体康复……” “哦,我没指望这个。”前任法官说,“只要使她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刚才全仗您的机智应付了,先生。我真该谢您,因为您全都明白了。……啊呀!又发作了!”他听见房间里发出一声叫喊,就说,“她耗尽了精力!” 老人与戈德弗鲁瓦握了握手,奔回家去。 第二天早晨八点,戈德弗鲁瓦去叩那位波兰名医的门。一名贴身男仆把他领到小公馆的二楼,他在门房去找男仆通报的时候已经打量过这座公馆。幸运的是,正如他所料,准时来到使他免去了等候之苦。他大概是第一个到的。他穿过一个极其简单朴素的前厅,走进一间宽大的诊室,只见一位身穿便袍的老人抽着长烟斗,那件黑色阿利平毛葛的便袍已经变得油光可鉴,说明这还是从波兰移居法国时的东西。 “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吗?”那犹太医生对他说,“您并没有病啊!” 他的目光落到戈德弗鲁瓦身上,那目光具有波兰犹太人眼中那种好奇与尖刻的神情。他们的眼睛仿佛长着耳朵。 哈佩佐恩是个五十六岁的男子,长着土耳其人的小短腿,上身宽阔而发达,这使戈德弗鲁瓦大为惊奇。他身上有几分东方人的气质,他的脸在年轻时候一定非常英俊,如今只剩下一个希伯来人的长鼻子象大马士革弯刀一般弯曲着。真正波兰人的前额,宽阔而高贵,只是象一张揉过的纸似地布满皱纹,令人想起意大利老画师们笔下的圣约瑟。眼睛象海水一样绿,而且和鹦鹉眼睛一样,周围裹着深灰色的膜,表现出登峰造极的狡猾和吝啬。嘴象伤口般地咧开,为这副阴森的脸增添了戒心极重的表情。在这张苍白清癯的脸(哈佩佐恩瘦得出奇)上面是梳得马马虎虎的灰色头发。一脸极其浓密的、掺有几根银丝的长长的黑胡子为这张脸增色不少。胡子遮去了半张脸,使人只能见到前额、眼睛、鼻子、颧骨和嘴巴。 革命家列列韦尔①的这位友人戴着一顶黑丝绒无边圆帽,遮住了前额的一角,使金黄色的前额更加醒目,颇有伦勃朗②的笔意。 ①列列韦尔(1786—1861),曾发动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华沙沦陷后流亡巴黎,任波兰流亡者委员会主席。 ②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雕刻家。 那位以其医术和吝啬闻名的医生提出的问题,使戈德弗鲁瓦有点意外,他暗自寻思: “莫非他把我当成了小偷?” 问题的答案就在医生案上和壁炉上,戈德弗鲁瓦自以为是第一个来的,其实却是最后一个。求诊的人在壁炉上和桌边放下了颇重的贽礼。戈德弗鲁瓦见到一摞摞二十法郎和四十法郎的银币,还有两张一千法郎的纸币。那是一个早上的收入吗?戈德弗鲁瓦颇感怀疑。他认为那不过是某种精心的布置而已。也许那位吝啬又谨慎的大夫是想这样索取诊费,让那些经过挑选的富有的病家以为,别人给他的都是大把票子,而不是三两个小钱。 摩西·哈佩佐恩也确实应该得到丰厚的酬金,因为他手到病除,而且治愈的恰恰都是医学上束手无策的不治之症。在欧洲,一般人不了解,斯拉夫诸民族拥有许多秘方,他们有一整套灵丹妙药,那是与中国人、波斯人、哥萨克人、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交流的结果。在波兰,有些被人当做巫婆的农家妇女用草汁根治了狂犬病。在那个国家,对某些植物、某些树皮粉末的效验有一套不见于药典的单方,家喻户晓,而且果有奇效。 哈佩佐恩因使用那些粉末和药材,曾有五、六年功夫被人看成一个江湖郎中。其实他具有名医的天生本领。他不仅博学而且见多识广,还曾遍游德国、俄国、波斯、土耳其,收集传统医学资料。他当初是跟着他父亲——一位流动商贩去那些国度的。由于他懂化学,他成了在所有他到过的国度中,散佚于法国人所谓“三姑六婆”之间的秘方的活字典。 不要以为在《理查在巴勒斯坦》①一书中,撒拉丁治愈英国国王的那一幕纯属虚构。哈佩佐恩有一只绸袋,他将绸袋浸入水中,使水略微染上颜色,有些热病病人喝了这水便能霍然而愈。据他认为,草药疗效无穷,连最可怕的病症也有可能治愈。然而他象他的同行一样,有时也会在某些不可理解的病症面前望而却步。哈佩佐恩喜欢顺势疗法,主要是靠疗法而不靠其药物。他当时与黑代纽斯·德·德莱斯德,舒里乌斯·德·海德尔堡②,以及那些德国名医通信往来,尽管他有许多发现,却守口如瓶,也不愿意收门生。 ①《理查在巴勒斯坦》,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其中描写苏丹撒拉丁一世将药袋泡于水中治愈狮心理查。一八四四年曾有一出以此为题材的三幕歌剧上演。 ②黑代纽斯(1797—1862)、舒里乌斯·德·海德尔堡,皆当时名医,两人都曾为后来成为巴尔扎克夫人的韩斯卡夫人治病。 周围的陈设与这位从伦勃朗的画中逃下来的人物颇为协调。诊室里糊着仿绿丝绒壁纸,小家子气地摆着一张绿色长沙发。混纺的绿地毯经纬毕露,给病人坐的一张黑皮面子的大扶手椅放在窗前,窗上挂着有褶裥的绿窗帘,一把罗曼式桃花心木包绿摩洛哥皮的办公用扶手椅则是大夫的座席。 壁炉与一张长桌之间(他正在长桌前写字),放着一个铁制的保险箱,箱门正对着壁炉。在壁炉对过的那面墙壁正中,有一只威尼斯花岗石挂钟,钟座上立着一组青铜雕像,表现的是“爱”与“死”的游戏。那是一位德国大雕刻家的赠礼,大概哈佩佐恩治好过他的病。壁炉台上有一只独脚盘,放在两只烛台之间,算是全部摆设。长沙发两边各有一只乌木墙脚柜,用来放托盘。戈德弗鲁瓦看见托盘里放的是银盆、长颈大肚凉水瓶和毛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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