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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至于戈登,他是个性情沉着、注重实际、讲究方法的美国人,具有热爱严肃事物的兴致。他想方设法缓和多尼落过于苛求的性格,极力避免他的这两位朋友的分裂。

  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作家又一次继续他那误人维斯开辟的道路的创作意图,我们对此或许会感到遗憾,但倘若他不是因自己觉得有此必要而重蹈覆辙,我们或许更觉惋惜。计划中的《鲁滨逊学校》不过是《神秘岛》的一缕遥远的、清淡的反光,而《两年假期》乃是《鲁滨逊学校》的代替作品。

  凡尔纳的创作灵感的这种衰减,可以从他面临的处境得到解释。这位作家因日益积聚的愁云而变得心灰意冷,而且不得不过着病魔缠身的日子。

  除了我们已经了解的痛苦之外,他还遭受到一种严酷离别所造成的痛苦;那位住在阿尼埃尔的老朋友似乎比赫泽尔还要早逝。她可能是在1885年去世的,但我们很难了解确切日期。在他写给赫泽尔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您了解我的悲伤。”

  他虽然才60刚出头,但已将自己列入老人的行列。事实上,他尤其有点看被红尘的味儿。他说自已被“卷入一系列不幸的事件中”,但他并没颓然沮丧,而是躲避在顽强的工作之中。从体力上说,他的确变得更加迟笨,只能“拖着步子走路”,因此只好毫无乐趣地固身于亚眠的隐居室里。1887年,一系列不幸事件尚未结束;2月份,他母亲去世又给他增添了新的忧伤。因行动不便,他既无法再见她一面,也无法参加她的葬礼。奥诺里娜只身前往南特。1887年2月17日他母亲去世后,“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家庭的最后一线联系”也随之消失了。

  他要将在赫泽尔临终前便已着手创作的《北方反对南方》这部小说写完,并尽量在工作中忘掉自己已进入垂暮之年。为了写这部书,他不得不整个儿泡在他一直很感兴趣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之中。他在叙述这两兄弟的犯罪活动时,的确作到专心致志。这两兄弟模样相像,多次逃脱法律的追究,利用时代的灾难到处作案。

  这场战争保证了废奴主义者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不过是20年前的事。奴隶制的问题解决了,但在美洲以外地区,这主要是从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上获得解决。我们认为,奴隶制问题已成历史,但在1885年,它在人们的头脑里仍记忆犹新。使人感到诧异的是,我们竟无真地以为今天已经再也没有奴隶,我们能否确切肯定,被俘的奴隶旅队不再在大沙漠穿行了呢?奴隶的数量确实大为减少,但是否一个也没有?这是值得怀疑的。

  《北方反对南方》写得很有魄力,这说明小说家已恢复了他的精力。这个故事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作者避免将我们带入一个拥护南部同盟分子的种植园里,而是将我们置于主人是个废奴主义者的农场中,并将双方阵营描绘成一幅没有色彩变化的图画,对此,有些人感到莫明其妙。这里,对南部同盟分子没抱任何成见,但这个农场的确位于南部,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这个地区亦同样存在废奴主义者和采取骑墙态度的人。

  南部同盟分子(书中称为“可怕的下等人”)并不属于正规军队。他们是发战争财的家伙,是他地道道的强盗。他们企图利用混乱局面建立自己的财富。特克萨是个“危险的坏蛋”,他不是为南部同盟的事业,而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拼命。很显然,要不是他曾经发动下等民众,他肯定要受到南部同盟的司法机构审判。他并非依靠南方同盟的政党,而是依靠“乌合之众的党”。詹姆斯·伯班克的种植园不是受到南军的破坏,而是遭到由特克萨唆使的“由一群坏蛋透顶的家伙组成的下等民众”的蹂躏。

  书中详细地向我们交待说,特克萨兄弟在战争爆发前便巧取豪夺、贩卖黑奴,犯下了种种罪行。对他们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大发横财的机会。如果因为一位拥护奴隶制的监工对一位偷懒的年轻黑人说过,要想跟白人平起平坐,不仅要获得自由,而且要改变肤色,因而认为作者就黑人问题表态,并认为这是小说家的道义结论,这种看法显然是肤浅的。

  《北方反对南方》之所以能引起这些议论,那是因为小说家在写这部作品时恢复了他的热情。这种热情从好几方面表现出来。他无法拒绝让比纳赫将《法兰西之路》改编成戏剧,虽然他“不相信这个剧本能够上演”,“因为有个经理表示,只有当剧本中的民族热情具有现实性时才肯演出”,但他还是把剧情梗概写出来了。他对贝里奥和多贝打算搬上舞台的《北方反对南方硬有信心;他向他俩指出,必须设计一个喜剧场面,而这种场面在书里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到。眼下,他希望根据《马蒂亚斯·桑多夫》改编的、由罗夏尔演出的剧本能够获得成功;他认为,“这个剧本一定能顺利演出”,并无论如何会重新引起对他“日渐减退的注意”。

  但他并没观看这个戏的首场演出,因为他同意到比利时和荷兰朗诵他的作品。1887年11月20日,他到安特卫普去了,因双腿行动不便,他对这次旅行信心不是很足,12月1日便回来了;他觉得,这次巡回朗诵非常成功,每一场都满座了。这是《比利时独立报》的看法,而不是《费加罗报》的见解。

  据科内利·埃兰先生认为,《费加罗报》的看法是对的,演讲人兴许使听众感到失望:朗诵者本来挺不错,但他只朗诵了一些不大重要的故事,而且《拉东家族》的历险故事并没使听众发生兴趣。

  不管怎样,这向我们表明,他并不希望自己沉沦下去,虽然“他的腿受了伤,伤口只是一侧愈合”,但他重新振作精神,从事一系列繁忙的活动,以摆脱笼罩着他的愁云。

  他跟当纳里合作,试图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遭遇》搬上舞台;12月,他到了昂蒂布角,但他在那里没作事,因而感到十分烦闷,“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地方”只给他带来狂风和暴雨。

  然而,一种缓和的因素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跟米歇尔接近的局面已经形成。1887年,他承认了重新结婚的米歇尔的家庭处境,给他增加了生活费。1888年,他跟儿媳妇有了接触;这位少妇的人品吸引住他。他很快便发觉,这个年轻的女人具有良知和非常明敏的智慧。她那耐心的行为感动了他。他明白,今后,他俩将共同努力,向米歇尔施力D影响,使他逐渐变得沉着。这是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感情的开端,这种感情必将逐渐加深。但在1888年,这位让娜已经征服了他,在创作《无名家庭》一书时,他写信给小赫泽尔说:“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我们这位让没有姓氏,让跟让娜相配,这不是开玩笑,倘若作出改变,我会感到很不高兴的。”他毕竟还是被冒犯了,因为沃德勒伊小姐的名字不叫让娜而叫克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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