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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0日至10月6日。

  大臣号上的顶帆比其他同吨位船多,而且张帆简便易行,因而航速特快。

  海上风势略微加强,船在粼粼碧波中留下的水痕,宛如一条白色的飘带在海面上舒展着,醒目而悠长,一眼望去,无以穷目。

  大西洋尚未被大风搅得躁动不安。就我所知,目前还没人因船的起伏颠簸而身感不适。再说,大家并非头一次出海远行,或多或少地都与大海打过交道,所以就餐时,餐桌四周坐无虚席。

  乘客们开始相互了解,海上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我和那位法国人——勒杜拉尔先生经常在一块聊天。

  勒杜拉尔先生五十岁,高高的个头,满头白发,胡须斑白,格外显老,痛苦把他折磨成这副模样。他饱受愁苦的煎熬,而且至今愁怀未释。他的身子骨有些撑不住了,脑袋总往胸前低垂,让人觉得有股源源不竭的苦泉在他心中终日流淌。他目光柔和,不过这目光仿佛因泪水的浸润而变得潮湿。怜爱和苦痛在他脸上融汇交织,构成一种特有的表情——和蔼而慈祥。

  勒杜拉尔先生似乎在为某种过失而自怨自艾。

  确实如此!但只要了解到这位“父亲”苛责自己的原由,谁都会为之深受感动。

  勒杜拉尔先生是和儿子安德烈一块上船的。安德烈约莫二十岁,相貌温和,令人好感。然而他的整体形象却与勒杜拉尔先生有些不同——这正是其父痛苦万般而又无从排遣的症结所在——安德烈生有残疾!他那条左腿可怜地往外畸曲着,行走时步履蹒跚,不支着拐杖便不能挪步。

  这位父亲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以至让人感到他的整个生命都属于这个可怜的生灵。他因儿子残疾承受的痛苦,比儿子自身感受到的还要巨大。父亲可能在恳求儿子宽恕;他将全部心血和时间都铺在安德烈身上,他寸步不离地左右其旁,对他体贴入微,关怀倍至,他的两只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忙个不停。当这位青年在大臣号甲板上散步时,这双手总是搂抱着他,搀扶着他。

  勒杜拉尔先生视我为知己,我们交谈时,话题总离不开他的儿子。

  今天,我对他说:

  “我刚从安德烈先生那儿来,您有一个好儿子,勒杜拉尔先生。他很聪明,很有教养。”“是的,长扎隆先生。”勒杜拉尔先生的嘴边掠过一丝笑意,“他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但禁锢在不幸的驱体中,他是他那可怜母亲灵魂的寄托,母亲生下他后便与世长逝了!”“他爱您,先生。”“我的孩子!”他低下头,叹息道,“唉,您体会不到一位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落有残疾,心中是股什么滋味,他一出世就残了!”“勒杜拉尔先生,”我说,“面对孩子的不幸,您却未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安德烈先生固然值得同情,也应得到关怀。但是,他并非没从您那儿得到爱,他得到了!身体上的残疾没有精神上的痛苦那么难以忍受。而您已经受着这种精神痛苦的折磨,我特意留心过您的儿子,如果说有件事令他难受万分的话,我敢肯定,这件事就是您自身承受着的彻心之痛……”“我不会让他觉察到这些,”勒杜拉尔先生激动起来,“我只专注于一件事:让他每时每刻都活得开心。我知道,尽管孩子行动不便,但他热衷于旅行。他在精神上毫无残缺之处,甚至可以说他的心中生有一对能展翅高飞的双翼。几年来我们一块旅行,我们游览了整个欧洲,不久前又跑遍了合众国的主要国家。我不愿送安德烈去私人寄宿学校读书,宁愿自己对他进行教育,旅行也是教育的必修课。安德烈天纵多能,富于想象,易于触景生情。

  有时我美滋滋地在想,沉醉在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观中,他会忘掉自己的不幸。”“当然,先生……大概会的……”我说。

  “但是,即使他能忘掉,”勒杜拉尔先生握住我的手说,“我可忘不了!

  我永远忘不了!先生啊,先生,您以为他会原谅自己的父母使他一出生就落有残疾吗?”这位父亲正在为一种谁都无法避免,无力挽回的不幸而内疚自责。我为他感到难过,我想安慰他。这时,他的儿子出现了。勒杜拉尔先生赶紧跑过去,扶他登上尾楼陡直的梯子。

  上了尾楼,安德烈·勒杜拉尔在一条长椅上坐下,他的父亲坐在他的身旁,两人聊了起来。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大家谈到大臣号的此次远航,海上可能出现的情况,还谈到船上的生活日程。勒杜拉尔先生觉得亨特利船长优柔寡断,外表昏昏欲睡,这些都令他反感。对此,我也有同感。不过,勒杜拉尔先生对大副罗伯特·卡尔蒂斯却备加赞赏。这是一位三十岁的男子,肌肉发达,精力充沛,随时准备把意志付诸于行动。

  这时,罗伯特·卡尔蒂斯登上了甲板。我把他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了一番,他魁伟强壮,生气勃勃,令人过目难忘;他身板挺直,步履矫健,目光炯炯有神,眉头的肌肉微微收紧,有着名符其实的水手必须具备的力量、沉着和勇气。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好心人。他对小勒杜拉尔这位青年十分关心,一有机会就热心帮他。

  观察完天气和船帆的情况后,大副走过来,和我们一块聊起来。

  我发现安德烈喜欢与他交谈。

  罗伯特·卡尔蒂斯向我们介绍了其他乘客的一些情况。我们与这些人交往不深。

  科尔先生和夫人都是美国人,在开发石油资源的营生中发了财。众所周知,现代美利坚合众国的巨大财富就是靠石油赚来的。科尔先生五十岁,与其说富有,倒不如说只是有钱而已。倒霉的是我们要和他同桌进餐。这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动不动就将双手伸进兜里,把硬币搅得哗哗乱响。他傲慢自负,只顾自己,蔑视他人,对谁都冷若冰霜。他俨然一只孤芳自赏的丑孔雀,用相面家格拉修的话说就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一个极端自私的货色。我不明白他为啥会乘大臣号这艘普通商船漂洋过海。

  科尔夫人是个无所事事,兴味索然,没精打采的女人。眼角下的鱼尾纹表明她已届不惑之年。可她不看书,不交谈,没头脑,好像对身边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天知道她在想什么?

  但是有件事令她乐此不疲,这就是没完没了地使唤贴身女仆——奥尔贝小姐。这位小姐是英国人,年方二十,温柔娴静。她从石油商那儿挣几个子儿可不容易,非得忍气吞声不可。

  她长得很漂亮,深蓝色的眸子,金黄色的秀发,神情优雅而端庄,全无某些英国女子身上的那种俗气。假若有一天她得空一笑,准会笑得妩媚迷人。

  不过,面对眼前的情形,可怜的姑娘怎么笑得起来?她整天服侍着那个尖酸刻薄、反复无常的女主人,任她无休止地呼来唤去,只有将痛苦藏在心中,委曲求全,她认命了!

  威廉·法尔斯顿是曼彻斯特的工程师,一看就知道是个英国人。他管理着南卡罗来纳的一座大型水利厂。此次欧洲之行,是要采购一批新型精密仪器,还要到开尔商行购买一些离心泵。他四十五岁,是个真正的学问人。他一心铺在机器上,整天埋头于机械原理和计算,旁无暇顾。他一旦加入人们的谈话,大伙就像被拉进了齿轮传动系统那样运转起来,欲罢不能。

  而吕比先生阁下则是一位典型的批发商,既不高贵,又无个性,俗不可耐。二十年来,他就知道买进卖出地倒腾个没完,贵卖贱买让他赚了大钱,不过这点他从不向人透露。对他而言,投机钻营就是一切,别的他概不过问,也不去想。浑浑噩噩,冥顽不灵——这就是吕比。帕斯卡尔有句名言:“思想使人成为万物之灵,它是人的全部尊严和全部价值所在。”这句话在吕比身上却丝毫得不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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