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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这时,四只大狗吠叫起来,向主人报告客人的光临。一个50上下、面容和蔼的长者从堂屋里出来。后面紧跟着5个健壮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人们一望便知,这位长者是爱尔兰的海外移民。他在本国受够了苦难,所以远涉重洋,来此地谋生,求幸福。

  爵士一伙人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及身份,已听到热诚欢迎他们的话了:

  “外地客人,欢迎你们来奥摩尔家做客。”

  “你是爱尔兰人吧?”爵士问,拉着那位长者伸出的手。“我以前是,现在是澳大利亚人了,”奥摩尔回答说。“请进来,诸位,不必客气,宾至如归好了。”

  这样恳挚地邀请只有不客气地接受了。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由奥摩尔太太领进屋里,同时,孩子们替他们卸下武器。

  这所房子完全是木式结构,在屋子的楼下,是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大厅。几条长凳子,两个橡木橱,里面摆满白色瓷器和发亮的锡壶,一张八仙桌,20个人都可以坐得下,这就是大堂里的所有家俱。这家俱的房子异常结实,和那几个壮健的小伙子相称。

  午餐摆好。中间是热气腾腾的火锅,两边是烤牛肉和羊腿,四周是一些水果。主要菜肴在此,其中搭配的小吃自然不少。主人热情好客,桌上的摆设引人入胜,桌子宽大,菜肴丰盛,不坐上去实在不合适。农庄里的雇工和主人平等,他们已来和主人一块吃饭了,奥摩尔指着宴席。

  “我早就恭候你们了,”他质仆地对爵士说话。

  “你早就候着?”爵士吃了一惊。

  “凡是来的人,我都恭候着,”那爱尔兰人说。

  然后,全家主仆都肃立着,他用肃穆的声音做饭前祷告。海伦夫人爱看这淳朴的风俗,看了丈夫一眼,她知道他喜欢这古风。

  大家吃得称心,便开始畅所欲言。苏格兰和爱尔兰近在咫只,两个岛上的人一握手就是一家人。奥摩尔讲述了他的历史——一部所有移民被贫困驱赶出来的历史。有许多人跑到老远的地方去碰运气,结果还是找到了窘困的灾祸。他们只怪运气不好,但是忘记了怪自己不聪明,懒惰、有缺点。谁能节衣缩食,沉着冷静,善于生计,勇敢上进,必然获得成功。

  奥摩尔过去是这样的人,现在仍是。他在本地几乎饿死,携带家眷来到澳大利亚。他在阿德雷得下了船,不愿做矿工,宁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两个月后,他开始经营农场,现在农场已飞黄腾达了。

  这个澳大利亚的土地工是成“份”(每份80英亩),由政府估计出售。一个勤劳的农民耕一“份”,除了维持生活外,还有节余。

  奥摩尔靠他的农业经验,一面维持生活,一面节约,以第一“份”的盈利又买了几“份”土地。他的家庭兴旺,农场也兴旺,渐渐地变成农场主了。虽然,他经营不到两年,已经有了500亩土地和500头牛羊。过去曾在欧洲作奴隶的人,现在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并享受着世界上最后自由的国家里的民主和待遇。

  客人们听了奥摩尔的自述之后,都衷心祝贺他。他说完自己的历史,无疑地,等着对方开诚相见,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很含蓄,总是表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已说过,我不便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人。爵士呢?他急于要说的是,为了寻访不列颠尼亚号,他才不辞劳苦地到百奴衣角来。他是个开门见山的人,所以首先问有没有格兰特船长的消息。

  奥摩尔的回答并未给人带来好消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两年来没有一只船在这里的海岸或百奴衣角出现过。不列颠尼亚号出事才两年啊,因此,他绝对有把握肯定遇难船员没有来西海岸。

  “现在,爵士,”那爱尔兰移已又补充一句,“请问那失事的船只和你有什么关系。”

  于是,爵士讲述了捕捞文件的经过,游船的旅程以及寻访船长而作出的种种尝试。他毫不隐讳地说,他满肚的希望由于听到主人那斩钉截铁的回答变成了泡沫。

  这些话当然给在场的人一种痛苦的感受。罗伯尔和玛丽小姐在那里听着,泪眼汪汪。地理学家想用一句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们。门格尔船长心中也不好受,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那些满载希望横渡大洋的慷慨的人们,心里已被绝望的毒汁浸入了。这时,他们忽然又听到一句话:

  “爵士啊,感谢上帝吧。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的话,他一定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

  第二十五章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这几句话引起全场上难以形容的惊愕。爵士一下子跳起,离开座位,叫道:

  “谁这样说?”

  “是我,”在桌子那端有个农场工人回答。

  “你呀,艾尔通!”奥摩尔说,他的惊奇不亚于其他人。“是我,”艾尔通兴奋而坚定地说。“我,和您一样,爵士,是苏格兰人,而且还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遇难船员。”

  这一宣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玛丽小姐感到天晕地转,心里高兴地差点昏,不由自主地倒在海伦夫人的怀里。门格尔、罗伯尔、少校等也都围到艾尔通身边来。

  艾尔通是个45岁的人,一副严酷的面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他一定有非凡的气力,虽然很瘦。他浑身筋骨可见肥肉与他似乎无缘,中等身材,身膀宽大,举动坚决,面容严酷,神色充满了智慧和毅力。这一切使人一看便产生了好感。他似乎最近还受过苦难,这苦难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他是一个不仅能吃苦,并且不怕吃苦,而且能战胜苦难的人。

  爵士和他的朋友们一看便感觉出这一点,艾尔通这个人叫人家一接触,就不能不重视。爵士代表大家发言,提出许多问题,艾尔通一一回答了。他们两个在这种场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心里百感交集。

  所以,爵士最初提出的问题都是杂乱无章的,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

  “你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他问。

  “是的,爵士,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长。”

  “是船只失事后和他们一起脱险的吗?”

  “不是,爵士。在那可怕的当儿,我被甩出船帮,被海水打到海岸上来了。”

  “你不是文件中说的那两个水手之一吗?”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这回事!”

  “那么船长呢?”

  “我原以为他淹死了,失踪了,沉到海底去了。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一个脱险呢!”

  “但是,你刚才说船长还活着呀!”

  “不对,我刚才说,如果船长还活着的话……”

  “你刚才又补充了一句,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

  ……”

  “是呀!他只能在这片大陆上。”

  “那么,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吗?”

  “不知道,爵士。我再重复一遍,我以为他葬身海底了,或者在岩石上撞死了。是您告诉我也许他还活着的呀。”

  “那么,你还知道什么?”爵士问。

  “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就在澳大利亚大陆。”

  “船究竟在哪儿出事的?”少校终于忍不住了。

  这本该首先提出的问题,但被爵士和艾尔通之间空泛的谈话给耽搁了。现在,谈话步入正规,比较有条理了,不一会儿,那段漆黑的历史情节开始明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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