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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13 　　这天晚上华莱剧院十分拥挤。 　　上演的剧目是《肖兰》①，戴思·鲍西考尔特担任同名男主角，哈里·蒙塔吉和艾达·戴斯扮演一对情人。这个受人赞赏的英国剧团正处于鼎盛时期，《肖兰》一剧更是场场爆满。顶层楼座观众的热情袒露无遗；在正厅前座和包厢里，人们对陈腐观念与哗众取宠的场面报之一笑，他们跟顶层楼座的观众一样欣赏此剧。 　　①美国剧作家D.鲍西考尔特写的戏剧。 　　剧中有一个情节对楼上楼下的观众都特别有吸引力。那是哈里·蒙塔古与戴斯小姐告别的伤心场面，两人简短的对话之后，他向她道别，转身要走。站在壁炉近旁、低头望着炉火的女演员穿的开司米连衣裙没有流行的环形物。连衣裙紧贴她高挑的身体，在她的脚部飘垂下来，形成了长长的曲线。她脖颈上围了一条窄窄的黑丝带，丝带的两端垂在背后。 　　她的求婚者转身离开她之后，她把两臂支在壁炉台上，低头用双手捂住了脸。他在门口停下来看她，接着又偷偷回来，抓起丝带，吻了一下，离开了屋子，而她却没听见他的动静，也没有改变姿势。帷幕就在静悄悄的分手场面中徐徐降下了。 　　阿切尔一直都是为这一特殊的场景去看《肖兰》这个剧的。他觉得，蒙塔古与艾达·戴斯所演的告别这一幕大美了，比他在巴黎看过的克罗塞特与布雷森特的表演、或在伦敦所看的马奇·罗伯逊与肯德尔的表演一点也不逊色。这一场面的含蓄、其无言的悲哀，比那些最著名的戏剧道白更使他感动。 　　这天晚上，这一小小的场面由于使他回想起——他不知为什么——他对奥兰斯卡夫人的告别而愈发感人。那是发生在大约一周之前，他们两人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 　　两个场面之间很难找到相似之处，相关人物的容貌也毫无共同点。纽兰·阿切尔不敢妄称自己与那位仪表堂堂、年轻浪漫的英国演员有一点儿相像，而戴斯小姐是位身材高大的红发女子，她那张苍白可爱的丑脸也完全不同于埃伦·奥兰斯卡楚楚动人的颜容。阿切尔与奥兰斯卡夫人更不是在心碎的无言中分手的情人，他们是委托人与律师，经过交谈之后分手，而且交谈又使得律师对委托人的情况产生了最糟糕的印象。那么，两者之间有何相似之处，能使年轻人回想时激动得如此怦然心跳呢？原因似乎在于奥兰斯卡夫人那种神秘的天赋：她能让人联想到日常经验之外种种动人的悲剧性的东西。她几乎从来没说过一句会使他产生这种印象的话；这是她的一种内在气质——不是她神秘的异国背景的投影，便是她身上一种非同寻常的、感人肺腑的内在精神的外化。阿切尔一向倾向于认为，对于人们的命运而言，与逆来顺受的性格倾向相比，机遇与环境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种倾向他从一开始就在奥兰斯卡夫人身上察觉到了，那位沉静的、几乎是消沉的年轻女子给他的印象恰恰就是那种必定会发生不幸的人，不论她怎样退缩，怎样特意回避。有趣的是她曾经生活在戏剧性非常浓烈的氛围之中，以致使她自己那种引发戏剧性事件的性情却隐而不现了。正是她那种处变不惊的态度使他意识到她曾经受过大风大浪：她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物就能说明她曾经反抗过的东西。 　　阿切尔离开她的时候深信奥兰斯基伯爵的指责并非没有根据，那个在他妻子过去的生活中扮演“秘书”角色的神秘人物，在帮助她逃亡后大概不会得不到报偿。她逃离的那种环境是不堪忍受的，难以形容、难以置信的。她年纪轻轻，吓坏了，绝望了——还有什么比感激救援者更顺理成章的呢？遗憾的是，在法律与世人的眼中，她的感激却将她置于与她可恶的丈夫同等的地位。阿切尔已经按照他的职责让她明白了这一点，他还让她明白了，心地单纯而又善良的纽约上流社会——她显然对它的仁爱抱了过高的期望——恰恰是一个她休想得到丝毫宽容的地方。 　　被迫向她讲明这一事实——而且目睹她决然地加以接受——曾使他感到痛苦不堪。他觉得自已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妒忌与同情引向她一边，仿佛她默认的错误将她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既贬低了她，却又使她让人喜爱。他很高兴她是向他披露了她的秘密，而不是面对莱特布赖先生冷冰冰的盘问，或者家人尴尬的众目睽睽。他紧接着便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向双方保证，她已经放弃了谋求离婚的主意，而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她认识到那样做徒劳无益。他们听后感到无限欣慰，便不再谈论她本来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早就相信纽兰会处理好这件事的，”韦兰太太得意地夸奖她未来的女婿说。而召他密谈的老明戈特太太对他的聪明能干表示热烈祝贺，然后又不耐烦地说：“蠢东西！我亲自告诉过她那纯粹是胡闹。当她有幸做已婚女子与伯爵夫人的时候，却想去冒充老处女埃伦·明戈特！” 　　这些事使年轻人想起与奥兰斯卡最后一次谈话的情形历历在目，以致在两位演员分手、幕布徐徐落下时，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站起来要离开剧院。 　　他走的时候，先转向身后面那一侧，结果却发现他思念着的那位夫人正坐在一个包厢里，跟博福特夫妇、劳伦斯·莱弗茨夫妇及另外一两个男人在一起。自从那天晚上分手之后，他还没有单独跟她讲过话，并且一直设法避免和她在一起。然而现在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与此同时，博福特太太也认出了他，并懒懒地做了个邀请的表示；他不进她的包厢是不可能了。 　　博福特与莱弗茨为他让出地方，与博福特太太敷衍了几句——她一向喜欢保持优美的神态，而不愿多讲话——他坐在了奥兰斯卡夫人的身后。包厢里除了西勒顿·杰克逊先生别无他人，他正神秘兮兮地小声对博福特太太讲上星期天莱姆尔·斯特拉瑟斯太太招待会的事（有人报道说那儿曾经跳舞）。博福特太太面带完美的笑容听他的详尽叙述，她的头摆得角度恰到好处，使正厅前座那边能看到她的侧影。在这种掩护之下，奥兰斯卡夫人转过身来，低声开了口。 　　“你认为，”她说，一面朝舞台瞥了一眼，“明天早上他会送她一束黄玫瑰吗？” 　　阿切尔脸红了，他的心惊跳了一下。他一共拜访过奥兰斯卡夫人两次，每一次他都给她送去一盒黄玫瑰，每一次都没放名片。她以前从未提及过那些花，他以为她决不会想到送花人是他。现在，她突然夸奖那礼物，且把它与舞台上情意浓浓的告别场面联系起来，不由使他心中充满了激动与快乐。 　　“我也正想这件事——为了把这画面随身带走，我正要离开剧院，”他说。 　　令他意外的是，她脸上泛起一阵红晕，那红晕来得很不情愿且很忧郁。她低头看着她手套戴得齐齐整整的手上那架珍珠母的观剧望远镜，停了一会儿说：“梅不在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我专心工作，”他回答说，对这问题有点不悦。 　　遵循确立已久的习惯，韦兰一家人上周动身到圣奥古斯丁去了。考虑到韦兰先生有可能发生支气管过敏，他们总是到那儿度过冬末。韦兰先生是个温厚寡言的人，凡事没有主张，却有许多习惯。这些习惯任何人不得干扰，习惯之一就是要求妻子和女儿要永远陪他进行一年一度的南方旅行。保持家庭乐趣的连续不断对他心灵的平静是至关重要的，假如韦兰太太不在身边提醒，他会不知道发刷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怎样往信封上贴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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