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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纽兰，你怎么会问这么可笑的问题？要知道，她们去看戏时是穿旧舞装，而且不戴帽子。” 　　“哎，也许她们在家穿新舞衣。但无论如何，卡弗莱太太和哈尔小姐不会那样。她们戴我母亲戴的那种帽子——还有披肩，非常柔软的披肩。” 　　“不错，可别的女子会穿什么呢？” 　　“不会比你穿得更好，亲爱的，”他回答说，心里纳闷是什么原因使她对衣着产生了詹尼那种病态的兴趣。 　　她叹口气，向后推了推椅子，说：“你真好，纽兰。但这帮不了我多少忙。” 　　他灵机一动。“干吗不穿结婚礼服？那决不会出错的，对吗？” 　　“唉，亲爱的！如果在这儿就好了！可我已把它送到巴黎去改了，预备明年冬天用。沃思还没送回来呢。” 　　“哦，那么——”阿切尔说话间站了起来。“瞧，雾散了。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去国家画廊，或许还可以看一会儿画。” 　　经历了3个月的新婚旅行，纽兰·阿切尔夫妇踏上了归途。在给女友的信中，梅把这段时光笼统概括为“快乐至极”。 　　他们没有去意大利的湖区；阿切尔经过深思熟虑，无法设想妻子在那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会是什么模样。她个人的倾向（与巴黎的裁缝呆了一个月后）是7月份爬山，8月份游泳。他们精确地执行了这项计划，在因特雷肯和格林德沃尔德度过了7月；8月则住在诺曼底海岸一个名叫俄特塔的小地方，那儿素以古雅宁静著称。在山峦之中，有一两次，阿切尔曾指着南面说：“那就是意大利。”梅站在龙胆苗圃中，快活地答道：“明年冬天去那儿也很好啊，但愿到时你不必非呆在纽约不可。” 　　但实际上，她对旅行的兴趣比阿切尔预料的还要小。她认为（一旦定做了衣服）旅行仅仅是增加了散步、骑马、游泳和尝试迷人的新运动——草坪网球——的机会而已。他们最后回到伦敦时（他们将在这儿过两个星期，定做他的衣服），她不再掩饰对航海的渴望。 　　在伦敦，除了剧院和商店，别的她一概没有兴趣。她发现，这儿的剧院还不及巴黎咖啡馆中的演唱令人兴奋。在爱丽舍大街鲜花盛开的七叶树下，她领略了一种新的阅历——从餐馆阳台上观看下面的一群“风尘女子”，并让丈夫尽量给她解释他认为适合新娘听的歌曲。 　　阿切尔又恢复了他所继承的有关婚姻的老观念。遵循传统，完全像朋友们对待妻子那样对待梅，这比设法实施他做自由的单身汉时期那些轻率的理论要容易得多。企图解放一位丝毫没有不自由感的妻子是毫无意义的；他早已看出，梅认为自己拥有的那份自由惟一的用途就是摆在妇道的祭坛上。她内心深处的尊严总是阻止她滥用这份天赋，即使有一天（如上次那样），她鼓起勇气全部将它收回，也只是因为她认为对他有益。然而，她对婚姻的理解十分简单淡漠，所以那种危机只潜伏于他个人不可容忍的行为中，她对他的似水柔情使那种情形成为不可能。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永远都是忠诚的、勇敢的、无怨无悔的，这也保证了他信守同样的美德。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把他拉回熟悉的思想习惯。假如她的单纯意味着只关心那种琐碎无聊的小事，这或许会惹他发火，令他厌恶；然而她的性格特点尽管少得可怜，却都像她的面容那般姣好，因而，她便成了他所熟悉的那些传统与崇尚的守护之神。 　　这些品质，虽然使她成为一个轻松愉快的伴侣，却不能给国外的旅行带来生气；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它们在适当的时机会如何各司其职。他不惧怕因此受到压抑，因为他可以像以往一样，于家庭生活之外继续追求他的艺术与知识；而且家庭生活也并不琐碎沉闷——回到妻子身边决不会像在户外散步后走进一间闷热的屋子那样。而且，等他们有了孩子，两个人那些空虚的角落都会被填满的。 　　在从梅弗尔到卡弗莱姐妹居住的南肯星顿这段漫长迟缓的行程中，阿切尔满脑子想的尽是这些事。他本来也愿意避开朋友的盛情接待——按家族传统，他一贯以观光客和旁观者的身份旅行，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架式。仅仅有一次，刚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在佛罗伦斯和一伙奇怪的欧化美国人度过了快活的几周。在豪华旅馆里和有封号的贵族女子整夜地跳舞，在时髦的俱乐部里与花花公子们一赌就是半天；那一切对他来说，显然是世上最快乐的事，但却像狂欢节一样不真实。那些以四海为家的古怪女子，总是深深陷在错综复杂的桃色事件中，她们好像需要向遇到的每一个男人兜售她们的爱情；而那些英俊魁梧的年轻军官和染了头发的老才子，则是她们推心置腹的对象或接受者。这些人与他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人相距太远，酷似温室里价格昂贵却气味难闻的外来品种，所以无法长久吸引他的想像力。把妻子介绍到那样的群体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在那些旅行过程中，也没有人明显表示出渴望与他交往的迹象。 　　到达伦敦不久，阿切尔就遇到了圣奥斯特雷公爵。公爵立刻认出了他，而且热诚地与他打了招呼：“来看我好吗？”——但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美国人会把这句话当真，于是会见也就没了下文。他们甚至设法避开了梅的英国姨妈——那位仍住在约克郡的银行家的妻子。实际上，他们用心良苦地把去伦敦的时间推迟到秋季，就是为了避免让些不相识的亲戚误认为他们在社交季节到达有趋炎附势的意思。 　　“大概卡弗莱太太家没有什么人——这个季节伦敦是座荒城。你打扮得太美了，”阿切尔对坐在身边的梅说。在双座马车上，梅披着天鹅绒镶边的天蓝色斗篷，那样光彩照人，完美无暇，以致把她暴露在伦敦的尘垢中也好像是一种罪过。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穿得像个野蛮人。”她那轻蔑的态度足以使波卡洪塔斯①愤怒；阿切尔又一次感到震惊：就连一个不谙世事的美国妇女对穿着的社交优势也推崇备至。 　　①Pocabontas（1591—1617），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联盟首领之女，后与英国殖民者结婚，去了英国。 　　“这是她们的盔甲，”他想，“是她们对陌生人的防范，也是对他们的挑衅。”他第一次理解了这种热诚，受其驱使，那个不会在头发上系缎带来取悦他的梅，已经完成了挑选、订制大批服装的隆重议式。 　　果然不出他所料，卡弗莱太太家的宴会规模很小。在冷冷清清的长客厅里，除了女主人和她妹妹，他们只见到一位技围巾的夫人和她的丈夫——和蔼的教区牧师，一个被卡弗莱夫人称为侄子的沉默寡言的少年和一位两眼有神、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绅士，当卡弗莱太太介绍说是她侄子的家庭教师时，他报了个法国名字。 　　走进朦胧灯光下面容模糊的人群，梅·阿切尔像一只游弋的天鹅，身上洒满落日的余辉；在她丈夫的眼里，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高大、美丽，衣服的窸窣声也格外响。阿切尔意识到，这红润的面颊和窸窣的响声正是她极度幼稚羞怯的标志。 　　“他们究竟想要我说什么呢？”她那双无助的眼睛向他乞求地说。此时此刻，她那引起惶惑的幽灵也唤起在座的人内心同样的不安。然而，即使在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美貌仍能唤醒男人心中的信任，牧师和那位法国名字的教师很快就明白表示，他们希望梅不必拘束。 　　然而，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宴会仍是索然无味。阿切尔注意到，他妻子为了显示在外国人面前的轻松自如，所谈的话题反而变得越来越生硬狭隘，以致尽管她的风韵令人艳羡，她的谈吐却令人扫兴。牧师不久便放弃了努力，但那位家庭教师却操着最完美流畅的英语继续殷勤地对她滔滔不绝，直到女士们上楼去了客厅，才使所有的人明显得到了解脱。 　　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后，牧师不得不匆匆去赴一个约会；那个貌似有病的害羞的侄子也被打发去睡了，而阿切尔和家庭教师仍坐着对饮。猛然间，阿切尔发现自己从最后一次与内德·温塞特交流之后还从没这般畅谈过。原来，卡弗莱太太的侄子因受到肺痨的威胁，不得不离开哈罗公学去了瑞士，在气候温和的雷曼湖畔呆了两年。因为他是个小书呆子，所以委托给里维埃先生照料，后者把他带回英国，并将一直陪伴他到来年春天进入牛津大学；里维埃先生坦率地补充说，到那时他只好另谋高就了。 　　阿切尔想，像他这样兴趣广泛、博学多艺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他大约30岁，一张瘦削难看的脸（梅一定会称他相貌平平）把他的想法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但他活泼的天性中却没有轻浮。卑贱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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