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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34 　　纽兰·阿切尔坐在东39街他的图书室的写字台前。 　　他刚刚参加了为大都会博物馆新展室落成典礼举办的官方大型招待会回来。那些宽敞的大展室里堆满历代收藏品，一大群时髦人物川流于一系列科学分类的宝藏中间——这一景观猛然揿动了一个已经生锈的记忆的弹簧。 　　“哎，这儿过去是一间塞兹诺拉的老展厅啊，”他听见有人说道。顷刻之间，他周围的一切都隐而不见了，剩下他一个人坐在靠暖气管的硬皮沙发椅上。同时，一个穿海豹皮长大衣的苗条身影沿着老博物馆简陋的狭长通道消逝在远处。 　　这一幻像引出了一大堆另外的联想。他坐在那儿以新的眼光看着这间图书室。3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他独自沉思及全家人闲聊的场所。 　　他一生大部分真实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间屋子里。在这儿，大约26年前，他妻子向他透露了她要生孩子的消息，她红着脸，躲躲闪闪的样子会引得新一代年轻女子发笑。在这儿，他们的长子达拉斯因孱弱不能在隆冬季节带去教堂，由他们的朋友、纽约市主教施了洗礼仪式；那位高尚无比、独一无二的主教成为他主管的教区多年的骄傲与光彩。在这儿，达拉斯第一次学步，口中喊着“爹的”瞒哪走了起来，而梅与保姆则躲在门后开怀大笑。在这儿，他们的次女玛丽（她特别像她的妈妈）宣布了与里吉·奇弗斯那群儿子中最迟钝却最可靠的一位订婚。也是在这儿，阿切尔隔着婚纱吻了女儿，然后和她一起下楼坐汽车去了格雷斯教堂——在一个万事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世界上，只有“格雷斯教堂的婚礼”还依然如故。 　　就是在这间图书室里，他和梅经常讨论子女们的前途问题：达拉斯与弟弟贝尔的学业，玛丽对“成就”不可救药的漠然及对运动与慈善事业的一往情深。对“艺术”的笼统爱好最终使好动、好奇的达拉斯进了一家新兴的纽约建筑事务所。 　　如今的年轻人正在摆脱法律业与商务的束缚，开始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如果他们不热衷国家政务或市政改革，那么，他们很可能沉迷于中美洲的考古学、建筑或园林工程，或者对独立战争之前的本国建筑物发生强烈的学术兴趣，研究并改造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并且反对无意义地使用“殖民时期”这个词。除了郊区那些做食品杂货生意的百万富翁，如今已没有人拥有“殖民时期”的住宅了。 　　然而最重要的——阿切尔有时把它说成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间图书室里，纽约州州长有一天晚上从奥尔巴尼过来进餐并过夜的时候，咬着他的眼镜、握紧拳头敲着桌子，对着主人说：“去他的职业政治家吧！阿切尔，你才是国家需要的那种人。要想把马厩清理干净，像你这样的人必须伸出手来帮忙打扫。” 　　“像你这样的人——”阿切尔对这一措辞曾经何等得意！他曾经何等热情地奋起响应召唤！那简直如同内德·温塞特让他挽起袖子下泥沼的呼吁，不过这是由一位先做出榜样的人提出的，而且响应他的号召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回首往事，阿切尔不敢肯定自己这样的人就是国家需要的人才，至少在西奥多·罗斯福所指示的积极尽职方面他算不上。他这样想实际上不无道理，因为他在州议会任职一年后没有被连选，谢天谢地又跌落下来，做一份如果说有用却没有名的市政工作，后来又一次降格，只偶尔为一份以驱散弥漫全国的冷漠情绪为宗旨的改革周刊写写文章。往事没有多少值得回顾的东西，不过当他想到他那一代与他同类的年轻人的追求时——赚钱、娱乐及社交界的俗套使他们视野狭窄——他觉得他对新秩序的些微贡献也还是有价值的，就像一块砖对于一堵墙的作用那样。他在公共生活中成就甚微，按性情他永远属于一名沉思者与浅尝者，然而他曾经沉思过重大的事情，值得高兴的重大事情，并且因为曾拥有一位大人物的友谊而引为自豪和力量源泉。 　　总之，他一直是个人们开始称之为“好公民”的人。在纽约，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每一项新的运动，不论是慈善性质的还是市政或艺术方面的，都曾考虑过他的意见，需要过他的名字。在开办第一所残疾儿童学校的时候，在改建艺术博物馆、建立格罗里埃①俱乐部。创办新图书馆、组织室内音乐学会的时候——遇到难题，人们便说：“去问阿切尔。”他的岁月过得很充实，而且很体面。他以为这应是一个人的全部追求。 　　①Crolier de Servieres——16世纪法国藏书家，世界最早的出版商之一。 　　他知道他失落了一件东西：生命的花朵。不过现在他认为那是非常难以企及的事，为此而牢骚满腹不啻因为抽彩抓不到头奖而苦恼。彩票千千万万，头奖却只有一个，机缘分明一直与他作对。当他想到埃伦·奥兰斯卡的时候心情是平静的、超脱的，就像人们想到书中或电影里爱慕的人物那样。他所失落的一切都会聚在她的幻影里，这幻影尽管依稀缥缈，却阻止他去想念别的女人。他属于人们所说的忠诚丈夫，当梅突然病故时——她被传染性肺炎夺去了生命，生病期间正哺养着他们最小的孩子——他衷心地哀悼了她。他们多年的共同生活向他证明，只要婚姻能维持双方责任的尊严，即使它是一种枯燥的责任，也无关紧要。失去了责任的尊严，婚姻就仅仅是一场丑恶欲望的斗争。回首往事，他尊重自己的过去，同时也为之痛心。说到底，旧的生活方式也有它好的一面。 　　他环视这间屋子——它已被达拉斯重新装修过，换上了英国的楼板、切宾代尔式的摆设柜，几枚精选的蓝白色小装饰，光线舒适的电灯——目光又回到那张他一直不愿舍弃的旧东湖书桌上，回到他得到的梅的第一张照片上——它依然占据着墨水台旁边的位置。 　　她站在那儿，高高的个子，丰满的胸部，苗条的身材，穿一身浆过的棉布服装，戴一顶帽边下垂的宽边草帽，就像他在教区花园桔树底下见到她时那样。后来，她就一直保持着他那天见到她的那副样子，没有长进，也没有退步。她慷慨大度，忠心耿耿，不知疲倦；但却特别缺乏想像力，特别难有长进，以致她青年时代的那个世界分崩离析又进行了重塑，她都没有觉察。这种视而不见的状态显然会使她的见解一成不变。由于她不能认清时代的变化，结果孩子们也跟阿切尔一样向她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事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共同的借口，一种家人间并无恶意的虚伪，不知不觉地把父亲与孩子们联合了起来。她去世时依然认为人世间是个好地方，到处是像她自己家那样可爱和睦的家庭。她顺从地离开了人间，确信不管发生什么事，阿切尔都会向达拉斯灌输塑造他父母生命的那些准则与成见，而达拉斯（等阿切尔随她而去）也会将这一神圣的信赖转达给小比尔。至于玛丽，她对她就像对自己那样有把握。于是，在死亡的边缘保住了小比尔之后，她便精殚力竭地撒手而去，心满意足地到圣马克墓地阿切尔家的墓穴中归位。而阿切尔太太早已安然躺在那儿，避开了她儿媳甚至都没察觉到的可怕的“潮流”。 　　在梅的照片对面，还立着她女儿的一张。玛丽·奇弗斯跟母亲一样高，一样漂亮，不过她腰身粗壮，胸部扁平，略显疲态，符合已经变化了的时尚的要求。假如她的腰只有20英寸，能用梅·阿切尔那根天蓝色腰带束腰，玛丽·奇弗斯非凡的运动才能就无从发挥了。母女间的这一差别颇具象征意义，母亲的一生犹如她的形体那样受到了严紧的束缚。玛丽一样地传统，也并不比母亲聪明，然而她的生活却更为开阔，观念更加宽容。看来，新秩序也有它好的一面。 　　电话铃嘀嘀地响了，阿切尔从两张照片上移开目光，转过身摘下旁边的话机。他们离开那些日子多么遥远了——那时候，穿铜纽扣衣服的信差的两条腿是快速通讯的惟一工具。 　　“芝加哥有人要和你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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