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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两年后，在威尼斯（也许在1889年或1890年），我又遇到同样的机会。我丈夫的另一个朋友，波士顿的拉尔夫·柯蒂斯盛意邀请我们去见亨利·詹姆斯。我想，他不是在巴巴罗宫跟柯蒂斯住在一起，就是跟罗伯特·勃朗宁①的老朋友阿瑟·布朗森夫人住在一起。幸运再次伸出她的手——我的手又一次从她的手中滑落。我再一次沉思：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赢得他的青睐呢？哦——这一回我有一顶新帽子；一顶漂亮的新帽子！我几乎敢肯定这顶帽子挺合适。我觉得只要他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鼓起勇气大谈我对《黛西·密勒》和《一位女士的画像》的赞赏。然而，他既没注意这顶帽子，也未注意戴帽子的人——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同第一次一样未达到预期效果。几年以后，我对他提起这两次会见时，他承认他甚至不记得在哪儿见过我！至于最后毫不犹豫、又未经准备地把我们联结到一起的那次会见日期，我们谁都记不起来了，不知道这次会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进行的。我们只是知道：突然之间。我们好像一见如故，而且（正如他在1910年2月写给我的信上所说的那样）“越来越难舍难分了”。 　　①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 　　其原因当然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有了自知之明，而且再也不怕同亨利·詹姆斯讲我们俩都关心的事；而他呢，总是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待青年作家，并且立刻利用他的魔力吸引谈话者交出心来。也许是我们共同的诙谐感首先促成了我们的理解。真正的神交对两个人说来就是要具有音调完全相同的幽默感和反嘲感，这样，他们对待任何问题的共同眼光就像互相连成拱形的探照灯光一样相交。我有一些好朋友，我和他们之间缺乏这种纽带，所以同他们不是真正的莫逆之交；在这种意义上说，亨利·詹姆斯也许是我交往中最亲密的朋友，虽然在很多方面，我们大相径庭。 　　最初几次见到的亨利·詹姆斯是沙尔金优美绘画中的大胡子彭西罗索，一味讲究衣着和风度，一副举世公认的八十年代bomme du moude①的派头，然而，到我们彼此熟悉的时候，他那结实笔挺的身材已经变得有点臃肿了，他不再追求衣着的雅致，而是首先讲求舒适。脸刮得净光，这在雕像般的美中显示出高贵的罗马式面型和引人注目的大嘴巴来。这种变化象征着某种深沉而不外露的东西。在这一段时期内发生了两件事：亨利·詹姆斯已经对上流社会做出了判断，这种社会约束了他青年时代的想像力，就像它曾经约束过巴尔扎克的想像力，而后又约束过普鲁斯特②的那样。他离开这个社会住到乡下，带着他历险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在离群索居的新环境中，他终于把握住了自己的天才。他早期的小说尽管精妙——但就完美而言，没有一部能比得上《一位女士的画像》——然而按即将达到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早期作品，仅仅掠过生活和他的艺术的表面。甚至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写下伊莎贝尔夜里在炉火边沉思自己命运的那个人，也远远不是心里酝酿成熟了一篇更杰出的夜景描写的那个人，在后面这幅画面里，玛吉③在范斯阳台上观察着四个打桥牌的人，并放弃了她的报复打算，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一支粗犷的东方商队更接近经历了，这支商队隐隐约约出现了，在太阳下显示出粗犷的色彩，激越的笛声响彻云霄，长矛直刺苍穹……然而，商队快来到她面前时却忽地一转弯拐进了另一些峡谷。” 　　①法语：上流社会人物。 　　②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作家。 　　③詹姆斯后期写的小说《金碗》中的女主人公。 　　虽然他发现了自己的天才，摆脱了日常社交事务，但他在小事中，从没有把自己从循规蹈矩的境地中解放出来。现在虽然他假装迁就笨拙的身躯，因为首先得考虑身体的安逸，但他依然不时地讲究衣着和其他一些琐碎的社会礼仪。1907年，有一次他跟我们驱车在法国旅行，他突然决定（不在别处，偏偏在瓦普蒂埃①！）必须在此时此地买一顶新帽子。选这样一顶帽子带来了简直无法克服的困难。直到他宣布他无法使帽商明白“他所要的就是别人都戴的普通帽子”，而我颇不耐烦地建议他要一件盖头的东西pour l'homme moyen sensuel”②时，才打消了他的犹豫，于是在一阵笑声中，帽子买下了。 　　①法国西部一城市，那里有古罗马遗迹。 　　②法文：“为这个耽于声色的普通人”。 　　他对体型比衣着更挑剔，如有人暗示他的体态不够刚健，有点臃肿，他就感到愤懑。有一次，我的朋友雅克·爱米尔·布朗歇给他画一幅优美的侧面坐像，这是唯一的一幅“逼真”的画像，可是他私下让我向布朗歇建议：“不要——把我画成丹尼尔·兰伯特①。” 　　①丹尼尔·兰伯特（Daniel Lambert，1770—1809）、英国人，有案可查的最胖的人，23岁时体重448磅，临死时，不轻于733.5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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