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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与重(6)


  11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12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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