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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与重(10)


  特丽莎占据着他的诗情记忆区,象一位暴君消灭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迹。这是不公正的,那位与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爱的姑娘,一点也不比特丽莎缺乏待意。她叫着:“闭上眼!搂着我的屁股!把我搂紧!”她不能忍受托马斯于她的时候睁着眼睛,专注而敏锐地盯着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总是在她上方那样微微弓起,从不压在她的皮肤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对方带进那神奇的爱流里,也许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绝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种姿势使他们的身体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却可以从几码远的地方来观察打量她。她恨那距离,要与他合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她冲着他瞪眼,坚持说自己没有高潮,尽管地毯已经明显地湿漉漉的了。她还是说:“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没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换句话说,她是在敲打他诗情记忆的大门。但门是关闭的,他的诗情记忆里没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与其他女人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上,才开始了他与特丽莎的冒险。那是推动他一次次征服的职责之外的某种东西。他无意揭示特丽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着揭示地来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开这个世界的屈服之躯以前,就与她做爱了。在她开始想知道他们做爱时她会是什么样子之前,他就爱上她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后来才开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对别人那样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篮里顺水漂来。我以前说过,比喻是危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13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大脑。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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