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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与重(16)


  19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20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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