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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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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我说。 等听到护士又巡视过来，我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见了停下来问：“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着，“突然就疼起来了。”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计，便看别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从克托那里学到了许多奇方异招。这种军用体温计，不适用于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就会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着把温度计挟在胳膊下，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击它。渐渐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当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热一点它便升到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着粗气，呼吸紧张；眼睛死呆呆地盯着她，无奈地眨动着；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不行了。” 于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写到一张字条上。当我的石膏绷带被再拆开时，我便踏实了许多，若非特殊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我俩被一起抬下了火车。 ＊ ＊ ＊ 一家天主教会的医院接纳了我们，还把我们分到同一病房。我们也暗自庆幸自己所在的这所医院是有名的具有良好治疗素质和可口饭菜的综合医疗机构。我们列车上的病人把这里挤得满满的，有些重病患者也先后被带入。由于医生人手不够，我们今天并没有被检查。常常有橡皮轮平板车来来回回地在走廊里推着一个个平展着躺下来的躯体匆匆地经过。 我们几乎整夜都被乱糟糟的声响吵得没有睡好，天快亮了，我才稍微迷糊了一会儿。早晨天亮了，我才睁开眼睛。有个已经来了两三天的病号对我们说：“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护士做祷告，并把我们病房门都打开，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 但这种良好的祝福反而使我们浑身都觉得酸疼。 “我们都在熟睡，她们却愚昧地干这些事。”我说。 “正因为那些伤病较轻的人都在这里，才选中在这儿作祷告的。” 我气急了，看着阿尔贝特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喊道：“你们能不能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大概过了一分钟，那个穿着像咖啡壶一样的黑白相间的护士进来了。“护士小姐，您可以帮我们带上门吗？”有人问。 “我们要打开门为大家做祈祷呢。”她回答。 “那还让不让我们再睡觉了……” “睡觉能和祈祷相比吗，”她友善地瞪大眼微笑着说，“反正都七点钟了。” 那边阿尔贝特呻吟声又开始了。我愤怒地吼道：“快关上门！” 她吓得不知所措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们做祈祷也是为了你们呀？” “还不是那样，你先关上门！” 她没有关门转身出去了。外边此起彼伏的祷告仍然在继续。我不由地怒火中烧，便冲外面喊道：“要是我数三下之后，你们还吵吵，我就往外扔东西了。” “我也不客气。”又一个人也随后大声说。 我数完五以后，毫不犹豫抓起一个瓶子照准门口扔了出去。摔得一片粉碎。那些护士涌进来纷纷指责我们。 “关上门！”我们齐声吆喝着说。 那些人离去了，先头那个矮个子护士说了一声“异教徒”，便带上门最后一个走了。我们终于战胜了。 ＊ ＊ ＊ 医院巡查中午时进来，严肃地训斥我们一番。并拿关禁闭作威胁来吓唬我们。但我们谁都不在乎，因为医院检查员和军粮处检查员一样都是文职军官。这一点连新兵都知道了。“即使他们去告去说，又能把我们这些人怎样呢？” “是谁扔的瓶子？”他问。 “我！”我还在思考要不要承认，却听见有人答应道。 就见一个胡子拉碴的人从床上坐起来。他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呢，大家都不禁捏了一把汗。 “你？” “是我。她们无聊的吵闹声使我们无法入睡，神志不清，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做了什么。”他一口气很流畅地说了一大堆。 “告诉我你的姓名。”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霍姆赫尔。” 检查员离开了。 我们满腹疑惑，奇怪地看着他，问道：“你干嘛要把事情尽往自己的身上揽呢？何必那样说呢？” 他微微一笑：“什么事都不会有，我有狩猎资格证书〔注：士兵行话，意思是精神错乱的医院证明书。〕。”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了狩猎资格证书就可以不受限制，想怎么就怎么样。 “他们说我脑袋瓜不太正常，就给我开了一张证书。并指出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我就舒服多了，谁都害怕招惹我。没人敢对我怎样。我感觉刚才下面那一下勇气十足，猛摔猛砸很过瘾，我很高兴，便自然应为他承担责任。要是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打开；我们还得继续砸给她们看。” 大家登时兴奋起来。这下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只要有约瑟夫·霍姆赫尔在就足够了。 平板车不声不响地进来，把我们推走了。 我们被紧紧的绷带黏着，公牛般大声地嚎叫起来。 ＊ ＊ ＊ 我们八个人住一间病房。满头黑色鬈发的叫彼得，他肺部中弹，伤势很重，而且比较复杂；旁边那个胳膊受伤中弹的叫弗兰茨·威希托尔。他的伤势开始不太严重，但第三天夜里，便大喊大叫要我们按铃，说他在不停地滴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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