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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始(2)
波旁家族的下台是充满了伟大气势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冠冕，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有了面子，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种正视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的，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崩溃中的君权更关心。这种琐碎的作风叫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都灰心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却感到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因而不曾动怒。人民进行了自卫，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怀着凄切和审慎的心情去接触那些王族中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对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昌盛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大胆，敢于反对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有了朋友和敌人。有些人欢欣鼓舞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起初都象旭日前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慨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特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震动，它对被击败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并流它的血的光荣也没有给。专制政府总喜欢看见自由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当进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慨、最惊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从种种事态中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这里感到一种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光辉灿烂的东西。 　　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里来的。胜利的人权丝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便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便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当代的人所最赞同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权过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权，通过时间的演进，必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立即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烂污作家，他只是事实罢了。并且这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仿佛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如此。 　　①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是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的。结束决斗，让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便是哲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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