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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静的“静园”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张园有了绝路逢生之感，不免渐渐重温旧梦，觉得“定于一”的大业，似乎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们后来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进讲”时局的日本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说时局，与溥杰也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几天客，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原来溥杰回国之前，水野子爵亲自找过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我。这是发生在日本南北朝内乱中的故事。受控制于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发动倒幕失败，被幕府捕获，流放隐歧。流放中，有个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樱树干上，暗示给他。后来，这位日本“勾践”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辅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后即开始了“建武中兴”。水野说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醍醐天皇回京都不过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领足利尊氏赶了出来，他就没再说。当然，那时我也不会有心思研究日本历史。重要的是，这是来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已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都是起着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 连。……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 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 连。作字。遇韬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 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郑垂）往 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 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 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 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 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我知道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办不到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我决定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另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这时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办理“及时应为之事”的人走后，过了不久，郑孝胥的话应验了，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我。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朝见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我匆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照他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我回去，关东军愿意我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他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之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墨缘堂”的“奇货”。他这几年来所花费的“苦功”，后来写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了： 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 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1919 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 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 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 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 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1931年）春赴吉林，与照君格民（洽）密商之。 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 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 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 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关于罗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那时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我对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又给我留下了一个坏印象。几个月以前，他忽然兴冲冲地从大连跑来，拿着日本浪人田野丰写的“劝进表”对我说，田野丰在日本军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与一个叫高山公通的军界宿耆共同活动，得到军部的委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根据所谓“赤党举事”的情报，派谢米诺夫率白俄军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夺取“奉天”，同时将联络东北当地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复满蒙，复辟大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希望我拿出一些经费给他。我听了这个计划，很觉蹊跷，未敢置信。过了两天，日本驻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来找郑孝胥，要我千万不要相信田野丰的计划，郑孝胥连忙告诉了我，并且把罗振玉又攻击了一顿。这件事情才过去不久，现在罗振玉又来和我谈迎驾的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显然，罗振玉这次的出现，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则谈话的地点是在日军司令部，同来的还有关东军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则他手里拿着照治的亲笔信；再则，前一天我从大连报纸上看到了“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报上不断登载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英国在国际联盟袒护日本的消息。看来日军对东北的统治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和陈宝琛、郑孝胥他们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推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住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静园，马上就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认为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住的代表，并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任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七十一岁了，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块“国士无双”的横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清帝国必将再兴于东方，两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荣誉。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说，“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以为时机未臻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 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 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九二九年 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 出来之类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 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自世界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 无异幻梦，不能实现。华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 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 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 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 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 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民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这二十年整矣。此试巧合， 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 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 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 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 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 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何论东北！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郑孝胥胥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都主张等一下去东北的人，而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不妨就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惟恐我变了主意，忙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可说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材料：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同凡事 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 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 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 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 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 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 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 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 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 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 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 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 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 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 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 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 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 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 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 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 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 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 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 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 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 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 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 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 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 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 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 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 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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