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尝家庭离异的辛酸，
过早地承担生命的全部。
古龙，原名熊耀华，祖籍江西。
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至少有3种版本：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这个出生之谜，权当一个悬念，留给读者去想象和猜测。
他的出生地点：香港。
他的童年大致界于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可以说，他在一个独特的时期，在一个独特的地点度过了喧嚣而动乱的童年。
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乱世。整个人类都似乎沉沦于毁灭的冲动，战争摧毁了一切的文明与宁静的家园。
张爱玲在1943年创作的《倾城之恋》中，对于当时香港的状况有过生动的描绘：
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拦了这边的山。……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巴而顿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验馆、屋顶上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地飞过来，尖溜溜一声长叫，吱哟呃呃呃…，然后砰地落下地去。那一声声的吱哟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尖端。
那一年，古龙大约3～5岁，他是被抱在父母的怀中，还是被父母牵着小手，混杂在躲避空袭的人群中？这种恐怖的记忆，是否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之一？
至于香港，一个鸦片战争时期被英国人掠夺的渔村，一个三四十年代的繁华的都会，一个聚集了各种肤色与梦想的冒险家乐园。有一个1936年生于香港后来定居美国的诗人曾在回忆中这样提及香港：
对于香港，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人奴役中国人，中国人欺骗中国人。接触的目光……要投给他们燃烧的汗，中风似的警呆：不安传透他们的器官，血脉，毛管和趾尖……我们贫乏的力量再不敢在事务间作太热切的旅行……不敢认知我们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到那一个分站，或分清我们坐卧的地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期待月落的时分。
（叶维廉）
这就是古龙成长的时空架构。这一切的一切，映射在他年幼的目光中。在这样的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们，无疑与时代共同承受了人类史上难得的巨变与灾难。生命在飘泊之中，生命在追寻之中。
也许，古龙小说中的两种声音与他生存的时空不无联系，一种声音是对于“家园”的呼唤，另一种声音是对于“希望”的呼唤。
家园已在望。
光明也已在望！
希望永在人间！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带给人民无比的理想与希望。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航向。大时代转换中的人间悲喜剧，让人不胜感慨。
然而，毕竟，战争结束了，人们不必再去躲避无情的炮火，也不必沦落在荒山野岭。人们可以从容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古龙随着他的父母迁居到台湾。经历了战争的噩梦，初享和平的气氛，已是少年的古龙，本应沐浴在家庭的温馨中。
但是，外面的战争结束了，家庭内的战争却爆发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大多数人而言，家庭是港湾，父母是唯一能够依靠的人。父母在孩子的心中，也是最神圣、最崇高的形象：他们无所不知，他们宽厚仁慈，他们坚定不屈。因此，没有什么比父母之间的离异更让孩子感到寒心。感到梦的破灭。成人世界的神圣光环都会因这种离异消失殆尽，使年幼的灵魂从此疑虑重重。
古龙的家庭并不贫困，他的父亲曾担任台北市长的机要秘书，无须为温饱发愁。如果一切平静如水，这该是一个平淡而温暖的家庭。遗憾的是父母间的感情终究不能弥合，在不断的争吵中分道扬镳。
古龙惶恐而不安地目睹着两个亲人的分离，他将愤怒与怨恨发泄在父亲身上。于是，一场父子间的争吵接踵而至，使这个失去了父母间情爱的家庭又失去了父子之间的深情厚意。
倔强的古龙离家出走，过早地承担了自食其力的艰辛。
生存下去，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天地之大，人海茫茫，却常常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也找不到一点点亲切的关怀。
他到处帮人打工，食不果腹，困顿潦倒，尤其在冬天，在寒风扑面的夜间，游荡在街头，无家可归。仰望稀疏的星空、苍凉的明月，等待黎明的到来。这样的心情充满了凄苦，却也饱含着不屈的向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名剑风流》中描写的一个人物：
人生的痛苦，他却已尝得大多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活着，我还年轻，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在极度的痛苦中，希望更显得诱人、美丽，她会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更加勇往直前。少年的古龙，在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中，已表现出了后来洋溢在他作品中的那种昂扬的人生情怀：永远不绝望，永远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在朋友的帮助下，古龙在台北浦城街找到了一处小小的落脚之地，算作是自己的“家”。他一边拼命打工,一边又含辛茹苦地念书，居然以一个流浪少年的身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古龙读书的成绩还算不错，并不因打工而有所影响，可见他天赋之高。他读的大学是淡江大学，专业为英文。就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小说。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完全萌发，不仅读而且写，成为地道的“文学青年”。
不幸的生活经历，落寞的精神状态，总是使一个年轻人倾向于文学的天地。因为在那一片天地里，充满了悲伤也充满了爱，还有同情和美梦，那一一片天地可以遮挡住现世的恶浊与惨痛。几乎所有的“文学青年”对于“为什么喜欢文学”这一问题，都可能回答：因为孤独。
稿费制度是19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出版业的商业化使作家的写作也沾染上浓厚的商业色彩。稿费的诱惑可能摧毁文艺写作的美学品质，也可能促使文艺写作的蓬勃兴旺。此中利弊几乎非语言所能讲清。
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古龙在亲手尝试了写作的甘苦并得到发表后，便明白了一个道理：写作不仅可以抒发胸中郁结，还可以赚到金钱。
他的第一篇作品叫作《从北国到南国》，带着忧伤的，抒情调子的中篇小说，发表在1956年的《晨光》杂志上。
他还写了大量的诗与散文，但渐渐地，写得更多的是小说。
因为写小说似乎更能解决生活上的需要。
他迷恋于写作。迷恋是一种疯狂，完全不顾及现实的条件。迷恋音乐。美术、文学的人，大抵被一般人视作愚狂，固为迷恋这些“玩艺儿”的后果常常只是：穷困。
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愿意在政府或教育界谋一份稳定的差事，养家糊口。古龙开始时大概也有过这样最正常的想法，也一度在台北美军顾问团混得了翻译这样的职务。如果他埋头做下去，也许不会飞黄腾达，但至少不会为生活发愁。
但对于文学的迷恋，使古龙做着这样的好梦：幽静的小茅屋，竹林，小溪，阳光灿烂，在窗前或树下、溪旁读书写文章。他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创造文字时的那种无限快乐，因而，出乎常人的意料，他辞去了工作，在偏僻安静的瑞芳镇租了间房子，过起了自由写作人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过得清淡而充实。每个月都有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每个月他都可以到台北市去领取稿费。钱虽不多，却也足以招待那帮狐朋狗友，大家相聚陋室，酒兴飞扬，颇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
欢乐苦短。以纯文艺作品谋生，用俗语“有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最为恰当。在瑞芳镇的隐居生活中，古龙渐渐地感到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是钱，如果没有钱，哪有什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现代文明蔓延全球，又有哪一方桃花源能供人摆脱一切的羁绊？在文明的社会网络中，人无处可逃，他（她）只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赢得一块立足之地。
人类的青春情怀必然是文学的，恰如人们常说的：每个年轻人都是诗。当心灵未被污染的时刻，怀抱的只是对于美，对于善，对于真的无限渴望与追寻。生命可以牺牲，理想无法混灭，这是青春的诗情。
然而，日常生活的脚步日益迫近，生存问题的严峻往往会将曾有的五彩幻梦击得粉碎。活下去，是唯一的愿望。
所以，人们逐渐变得循规蹈矩，步步为营，走进了一座由经验、常识、掩饰，以及不加拷问的接受所构成的监牢。人们在求生的过程中渐渐地放弃了许多美丽的东西。
作为一名文学青年，作为一名将自己的悲哀与憧憬寄托其中的文学写作者，当古龙接受出版社的建议，转向武侠小说时，他内心是有隐痛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为等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
这种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与“为稻粱谋”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古龙的写作。但不管怎样，1960年左右他转向武侠小说写作时，实际上已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