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辞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
　　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
　　今天，北京大学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称号。
　　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名研究者，首先要向查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华文化的巨大之谜
　　查良镛先生可以说是华人世界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他用“金庸”
　　为笔名发表的武侠小说，赢得了各种层次读者的喜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金庸热”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最初是港澳读者欢迎，以后从港澳“热”
　　到了台湾和东南亚，再“热”到海外华人世界，80 年代又“热”到了大陆。
　　不但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爱读，而且连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政治家乃至一些领袖人物也会入迷。像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像国际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陈世骧、夏济安、程千帆，他们都喜欢阅读和谈论金庸小说。在科学昌盛的20 世纪，金庸的武侠小说竟然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在“五四”文学革命过了七十多年，新文学早已占有绝对优势的今天，武侠小说忽然又如此风靡不衰；这难道不是本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谜吗？
　　金庸武侠小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决不是偶然的。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金庸小说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通俗而不媚俗。
　　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地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了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鹏侠侣》、《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着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笑傲江湖》刻画的岳不群、《鹿鼎记》所写的韦小宝等形象，完全称得上是很有深度的艺术典型，镕铸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具有极大的认识意义。“文革”初期，林彪、“四人帮”的气焰如日中天，个人迷信极其盛行，敢于在那样的年代，通过小说对这类现象加以讽喻，这需要多么超卓的胆识！在思想的深刻、独到方面，金庸小说不亚于一些新文学大师的杰出作品。金庸小说虽然用几百年前的历史做背景，却渗透着真正的现代意识：既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也有反对民族压迫的平等观念；既有朴素的阶级意识，也有弗洛伊德、荣格以来的现代心理学知识，还有现代的悲剧观念、喜剧观念以及《鹿鼎记》所代表的先锋意识。金庸小说深烙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20 世纪中西文化交汇时代的产物。
　　武侠小说的高层次升华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如果读一读《碧血剑》附录的那篇《袁崇焕评传》，我们就会知道作者在一些有关的历史问题上曾经下过多大的功夫并形成多么精辟的见解（有些见解可以说远远超过研究袁崇焕的历史学家）。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
　　从艺术上说，金庸小说有不少称得上是文学精品，和市面上那些粗制滥造之作大相径庭。作者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改造武侠小说，将这类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金庸笔下，武侠小说被生活化了。金庸重视小说情节，然而决不任意编造情节，他更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相信“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坚持从性格出发进行设计，因而他的小说情节显得曲折生动而又自然合理，既能出人意外，又能在人意中。金庸小说又很讲究艺术节奏的调匀和变化：一场使人不敢喘气的紧张厮杀之后，随即出现光风霁月、燕语呢喃的场面，让人心旷神怡，这种一张一弛、活泼多变的艺术节奏，给读者很大的审美享受。金庸还常常用戏剧的方式去组织和结构小说内容，使某些小说场面获得舞台的效果，既增强了情节的戏剧性，又促使小说结构趋于紧凑和严谨。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传神而又优美。他的小说发表之后，还要不断打磨，精益求精，有的修改三、四遍，有的简直是重写，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与“五四”以来优秀的新文学作家也如出一辙。金庸对过去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当然是注意汲取它们的长处的，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常常可以感觉到作者综合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的艺术经验，创造性吸收，从而使他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
　　但是，金庸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却是根本的和主要的方面。金庸小说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有容乃大。金庸这种多方面的借鉴、汲取和创新，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大师，他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
　　新的文学革命
　　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的机制中向前发展的；高雅和通俗的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说被看作“闲书”、“小道”而不能进入文学的殿堂，这严重阻碍着文学的发展。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打破上千年的偏见，使小说登上文学这个大雅之堂。这是当时那场文学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然而，这场革命又是不完全的。“五四”先驱者只把新文学中的小说抬了进去，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却鄙视而持否定的态度（新文学本身的某种欧化倾向也与此有关），通俗文学几十年来只能转入社会底层，成为文坛底下的一股潜流。尽管赵树理那样的有志之士企图汲取通俗文学经验创制一种新文学使它能在农民中扎根，但整个来说，通俗文学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依然不受重视。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
　　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 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我们衷心钦佩查良镛先生在事业上和文化上取得的双重的巨大成就，并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