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大为
在《神雕侠侣》中忽必烈曾数次出场,第一次是杨过经金轮法王引见,在忽必烈的大帐中,杨过见到“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男子,科头布服,正在读书。”是个“谦和可亲的青年。”
这时金庸自己评论到:“忽必烈奉命南取大宋江山,在中原日久,心慕汉化,……”后来,忽必烈领兵攻襄阳,在襄阳城下和郭靖还有一次会面。
这里强调忽必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知是什么用意。忽必烈是在他的长兄蒙哥当了皇帝后,受命“总理漠南汉国军庶事”的,时年36岁,至于领兵攻宋,那更是在45岁左右的事了。他不可能在二十五六岁时“奉命南取大宋江山”。在这里把忽必烈写成青年人或中年人本元什么大差别,但对中国古代文史深有造诣的金庸,有意将忽必烈写得这样年轻,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上面所讲的事,是在小龙女尚未跳入绝情谷断肠崖前的深谷之前的事。小龙女在谷中住了十六年,和杨过重逢不久,杨过击毙蒙哥。蒙哥是当了九年皇帝后,死在四川合州城下的,所以,杨过第一次看见忽必烈的时间,必是在蒙哥当皇帝前七年或更早一些时间,那时,忽必烈绝不可能“总理漠南汉国军庶事”。
在忽必烈第一次出场时,在他的大帐中,他请来的武士们,包括金轮法王在内,竟未经他允许,就在他面前比试起来,接着周伯通又来捣乱,忽必烈毫无威仪可言。在这一段中,好像真正的大帐主人是金轮法王而不是他。这个形象一点也不像一位统帅大军南征北战的“开国之君”。
忽必烈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败了自己的堂兄弟。杀了不少亲族,才当上皇帝的。他出兵伐宋,以四年的时间灭掉了南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元朝帝国。在以后的年代里,又相继平定了多起蒙古诸王的叛乱,他还曾一次征日本、三次征越南、两次征爪哇、两次征缅甸。从他开始掌权直到他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后死掉,没有一年是没有征战的。
从忽必烈的画像上看,有一些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诸多孙子中,像他这样穷兵黩武,年年打仗,是最像乃祖的一位。只是在征服南宋以后,他的征战的结果多遭失败或无功而返,这和乃祖是不能比的。
除了年年征战外,忽必烈还有一项“伟业”,这就是拼命搜刮民财。他任用有名的奸臣阿合马为宰相,专门收聚钱财。忽必烈用大臣的标准是,只要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好大臣,这种“内用聚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的皇帝,实在和儒家学说挂不上钩。
把忽必烈写得温文儒雅,谦和可亲,喜好读书,实在和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相差大远。写小说时,情节当然可以虚构。
但是作为事件发生时的气氛,则应该尽量真实些,这才可能使读者承认这情节虚构得妙。人物性格也可以虚构,但对这样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大人物,最好还是不要写得大离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忽必烈是“心慕汉化”吗?他在“总理漠南汉国军庶事”时,确曾标榜文治,学习汉法,曾招了一批汉族丈人如刘秉忠、姚枢等作为他的文官。这是他在为进攻南宋做准备,也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蒙古人已经占领的汉族人居住的区域,而不是“心慕汉化”。
忽必烈是不认识汉字的,汉语的修养也很差。据记载。
在他当皇帝后,臣下用汉字编写了关于成吉恩汗的史实的“实录”进呈给他审查之前,要先翻译成蒙古文字,然后读给他听(见《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赵翼)。
忽必烈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就是在他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后,将他所统治的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原西夏人、回回、西域及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实际上包括了原金国、辽国的臣民。
居住在北方的汉族人属于此等;第四等是南人,包括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和西南地区其他各民族的人民。
第四等的南人地位最低,在忽必烈当皇帝和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是不允许南人在中央政府做官的。按元朝的制度,地方的主要长官及其副手是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的,汉人只能担任再低一级的职务。蒙古人还专门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是专门针对汉人和南人的。
把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江南地区的人都定作最低等的人,不给他们参加政治的机会;还专门制定特殊法律压制他们,这能说有一点“心慕汉化”吗?
在元顺帝,即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时,南人才被允许任中央官吏。这时江淮一带民族起义已经如火如荼般地开展起来。为了收买人心,利于镇压,才在顺帝至正十三年下诏说,南人中有才学者,也可在中书省和枢密院等处任职。关于元顺帝,在《倚天屠龙记》的第三十四回的大游皇城中有描写。
实际上,蒙古皇帝从来没有真正想汉化过,他们力图保持他们原有的民族特性。在统治中国的近百年时间里,他们也确实成功地保持住了他们“马背上的民族”这一特点。后来,汉民族起义反对他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他们骑着马就跑了。
真正“心慕汉化”的是清朝的皇帝及皇族们.他们在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把汉族固有的优点和弱点都拿了过去。在后来,辛亥革命将他们的统治推翻时,他们想跑都没法跑了。
他们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被”汉化”了。
如果,这“心慕汉化”四个字是忽必烈自己讲的,或者是他在骗人,或者是作者在虚构,这都没有什么。不过,这四个字是金庸自己站出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论的,这就不免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顺便说一下关于杨过击毙蒙古皇帝蒙哥的问题。蒙哥死于蒙古军队进攻中国南方的战争中,不过不是在襄阳城下,而是在四川,当然也不是杨过打死的。有人曾批评杨过在襄阳城下打死蒙哥这个情节与历史不符,“金学家”们反驳说:“这种批评拘泥不化之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杨过,外国历史上又何曾有一个王子叫哈姆雷特。”这种反驳也未见有力。中国历史上是没有杨过,但是蒙哥却是真真实实有的。
对于在小说中如何使用历史材料才是正确的或最好的,笔者不想去做判断,也不准备评论这类批评和反批评。我只是在想,为什么在一部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武侠小说,一定要拉出几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来,又不像《三国演义》那样,写的“七实三虚”,而是和历史记载相差极大,几乎元“实”可言。
这样做很可能是要用这些历史人物起一,种“震慑”作用,让读者对小说,甚至对作者产主一种敬畏感。使读者以为小说具有极丰富的内涵,作者是无所不知的。
不知道这种“震慑”对广大读者能起什么作用,但对一些“金学家”们说来却不啻是“兴奋剂”。譬如,一篇评论就指出“说金庇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也许在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的话后,这里再劝告读者不要轻易地相信那些“金学家”们简直有点多余,只要稍严肃点的人都知道,拿金庸的小说当百科全书,只会被误导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
以笔者之陋见,金庸写小说之才奇高,形象俱在,无须浓墨勾勒。《神雕侠侣》中出现了一系列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如蒙古皇帝蒙哥、忽必烈,宋朝将军吕文德、王坚,道教著名人物王重阳、丘处机、李志常等。但这本小说却未必会真正产生一种对读者的“震慑”作用,读者也未必都喜爱它。《笑傲江湖》中没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只有很仔细地阅读才能看出这故事是发生在明代,但仍然有大量的读者喜爱它,而且,不少人认为《笑傲江湖》中,写到正派侠客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创作了伪君子真小人的形象,其内涵并不在《神雕侠侣》之下。
在历史上,吕文德和王坚这两个人都是有的。
关于吕文德,在第一章第五节中已讲过了,他和小说中所写差别很大。按金庸这两本小说所写,他镇守襄阳达三十余年,时间也太长了一些。
王坚则从来没有守过襄阳。蒙哥率兵进攻四川,死在合州(即现在的合川,在重庆北边)城下军中时,王坚正是四川合州的守将,官拜都统制兼合州知州。他是真正地抵抗蒙古军队的英雄。
可能是因为已经把蒙古皇帝蒙哥的死地移到襄阳城下,于是,金庸就顺手把王坚也移到襄阳来。但是,又为了把使蒙哥死亡蒙古军队败退的功劳加在杨过头上,就不得不把工坚写得可有可无,只在很不显眼的地方提了一两次。
既然已经把王坚的功劳移到杨过头上,一句不提王坚的名字可能更好些。用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但又违背历史记载,读起来总觉得很是别扭。不过,没有因为要陪衬杨过或别的什么人,把王坚和吕文德一样写成十足的窝囊废,也就算是笔下超生吧。
如果,在《神雕侠侣》中,不用忽必烈这个广为人知的名字,而换成一个蒙古皇族角色,就像《射雕英雄传》中子虚乌有的完颜洪烈那样,让人看起来反而会舒服些。如果杨过在襄阳城下击毙的不是蒙哥皇帝,而是蒙古军队的主帅,一位骁将,对于杨过的形象不会有什么坏处,而读起来也会觉得舒服点。
在一篇“金学家”的评论中说:“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笔者希望,这位“金学家”在写这些文字时,只是稍多喝了些酒,而不是“走火人魔”。要是像小龙女那样走火人魔,弄出一个咯血的后遗症,可不是好事。
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不在虚构故事上硬披上一张历史真实的虎皮,也同样可以是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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