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坛四大高手纵论金庸



  贾平凹(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
  我非常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小说,他的小说故事性非常强,看的过程中让你放不下。
  我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是在1992年。当时我因为生病住院,为了排遣住院的寂寞,我买了很多金庸的小说,都把它们搬到了病房里。尽管医生劝我要好好休息,尽可能地缩短看书的时间,但我有时候经常看金庸的小说一直到凌晨二三点钟。
  金庸先生小说的读者众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这说明他的作品肯定有受欢迎的道理。有很多人认为金庸的作品不仅仅是武侠小说,应该称作小说精品,我认为非常有道理。不管在哪个领域,你能够做到极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金庸的作品不能局限地称为武侠小说。
  金庸先生也是我一直很敬慕的一代文豪。他的作品用的是传统的写作方式,内容也是中国传统的侠义,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尽管我不是研究金庸小说的,但我感觉他的作品都写得很有气势,场面比较宏大,写得的确非常不错,对我的创作有一定的启发。而且,他除了是一个作家之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报人、时事评论家,他在创作中站的角度就不一样。他写的是江湖,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写的是政治,因而在他的“江湖”的虚拟世界里,我们会感觉到很多现实的内容。
  金庸这次到陕西来,我因为比较忙,和他接触的时间比较少,但觉得他非常谦虚,很有人格魅力,知识也非常渊博。
  现在金庸的作品几乎都被拍成了影视剧,甚至是一部作品有好几个版本,我平时看电视很少,看这样的影视剧也不多,但我觉得如果你真正喜欢金庸的作品,就应该读他的原著。
  高建群(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中国人喜欢把小说分为农村题材小说、城市题材小说、改革开放题材小说、武侠小说等,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小家子气。我不主张把小说分得那么严格。小说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怎么写都行。金庸把某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变成了小说,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对中国文化的弘扬有积极的意义。
  小说艺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大叙事的艺术,就是讲故事。我认为20世纪中国的小说艺术基本上没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小说剑走偏锋,出现了金庸小说。在他的笔下,他创作出了那些大奸大恶、大爱大恨、大喜大悲的人物。从小说的文本上来看,他对小说艺术有很大的贡献。
  中国小说跟世界水平还有一定差距,金庸拉近了这个距离。金庸的小说固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园地。像大仲马创作《基督山恩仇记》,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探案集》等,金庸在自己的领域内达到了一种极致。
  金庸的小说创作形式是纯粹东方的,是东方固有文化的精髓。叙事风格上,东方艺术是一种表现的艺术,西方艺术是一种再现的艺术。东方小说把很多悬念都留在了后面,令西方人很惊奇。
  对金庸及其他武侠小说家,很多人都存在着一种偏见,我觉得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都是很有力度的作品,都是可以进入中国文坛的。金庸的小说跟过去的小说比,如《七侠五义》等,比那些小说发展得还要充分,在艺术成就上要高出很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道路,香港的特殊环境造就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现在再写武侠小说,我认为就不会是这种形式。现在写武侠小说,也许大家更喜欢的是古龙的那种写作风格,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让我来写武侠小说,也许是另一种形式,金庸的作品对我今后的创作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我在今后创作中,在关注大的史实背景的同时,也许会尽可能地注重小说细部的虚构描绘。
  魏明伦(剧作家、中国剧协副主席)
  武侠小说在过去很多人眼里是不入流的,不能够登大雅之堂,在文坛上没有把武侠小说当作一种正规文学,这是一种偏见。我们不应该把旧的武侠小说跟新派的武侠小说等同起来,把武侠小说排斥在文学之外也是不恰当的。武侠小说是文学的一部分,一个类别,在这个类别中,也同样有文学精品。
  我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以前的武侠小说有很多异同。从历史渊源来说,武侠小说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从公案、侠义小说发展起来的。正式的武侠小说是从公案小说《施公案》、《包公案》等小说开始的。再往后是《三侠五义》,然后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像还珠楼主等武侠小说家,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发展的一大高峰。
  1949年后,由于各种原因,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停止了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禁止出版发行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创作在大陆上断档了四五十年。
  与此同时,在香港这个商品社会的特殊环境下,出现了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这些武侠小说继承了过去的某些武侠小说的优点,又进一步在深度、广度上作了很大发展。金庸小说中透露出来的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多,而且作品的思想境界也比以前的武侠小说高,在人物的艺术塑造上也有很大突破。可以说,金庸小说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产生的。
  现在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金庸小说拥有众多的读者群。从横向来看,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从读者的文化层次上来看也非常广泛,政府官员、公司职员、学生、教师等,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这是个客观现实,无法抹杀。
  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金庸的作品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读者?
  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留下了自己独特的一笔。写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都应该提起武侠小说,提起金庸。
  金庸在30年前写的《鹿鼎记》是他最后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至今无人超越。当然,金庸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除了他本身的文化高度和成就外,也借助了特殊的时代优势,如50年代香港的文化格局,他对古典文化的依赖以及他吸收现代信息、传播时代的力量等,这都是张恨水等旧派通俗文学作家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我们正处在文学的多元化时代,我们在承认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地位、现实地位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它作为武侠小说的局限。
  有位朋友说,你们还在把金庸先生的作品当作武侠小说,他的作品其实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我认为,金庸的小说始终就是武侠小说,尽管他的小说历史积累非常深厚,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刻。但他写的就是武侠小说,他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江湖,这个江湖是万能的,可以支配社会的发展。通过金庸小说,尽管可以反映和折射社会的某些风貌,但毕竟不是直接反映,这样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局限。
  金庸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某些小说篇章可以进入到教科书里,但说到底,他只是中国的大仲马。大仲马以他的《基督山恩仇记》等作品闻世,大仲马有他的读者群,但他毕竟不是巴尔扎克,不是雨果。大仲马有大仲马的优点,但他不是法国文学史的全部,法国有许多比大仲马成就更高的作家。金庸在中国也是一样。
  因此,把金庸推崇到了极致也不好,不是一个民族素质高的表现。我在华山上跟金庸先生谈话时,提到他的作品中有《鹿鼎记》,可山下的陈忠实有《白鹿原》;金庸先生虚构了一个江湖世界,而路遥则创作了一部《平凡的世界》。如果过多地沉迷在虚拟的武侠世界里,有可能会使我们更加迷惘,会把自己真实的世界忘掉。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读武侠小说成风未必是一件好事。
  肖云儒(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从文化上理解金庸,从大众层面上来说,他的小说表现了生命极限之美,自然山川之美,求索解惑之美,浪漫想象之美,幽默调侃之美,现代解构之美,纯情挚爱之美。
  从精英层面上表现为,它展示了文化中国之美,把儒、释、道、侠,琴棋书画、渔樵耕读融入到自己作品中,把中国人的侠义精神、被庙堂历史所遗忘的武侠精神用审美形态载入了文字里面,把野史杂记当中的民间生存状态描绘了出来,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民间历史的画卷。金庸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很有发现。他把武侠的“武”字作了重新诠释,就是止戈为武,不是用武力去制止武力,这是武力的最高境界,以无招胜有招。实际上说的是中国人在武力斗争中体现的兼爱和非攻精神,希望和平的精神。在这一方面他发掘得比较深刻。
  金庸先生还发掘了诚信。在他的笔下,不管多坏的人,包括西毒欧阳锋等,尽管他们在道德判断上有各种高下,但在诚信上却很严格,体现了中国人重信守诺的精神。
  金庸先生的另一个发掘就是重伦重友。他把伦理精神放到行政关系之上,甚至于弃官崇交。他发掘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这一部分。
  在礼教宗法制度下,人性长期受到了很大压抑。金庸写了中国民间的另一种生存追求就是潇洒人生、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这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补充。
  但金庸的小说也有一定的局限,读金庸小说,研究金庸,我们应该力求四个防止:
  第一就是要防止大众在阅读时容易产生的误导,防止金庸小说里面的民族文化负面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层面。比如很多人读金庸小说,更多地是注重打斗、奇术、江湖义气等,这样往往会导致忽视社会政府维系公正的权威,注重用个人的手段来获取公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在承认金庸小说的深层文化优势、文化内涵的同时,还要认识到金庸小说在大众层面上产生的一些不好影响。
  第二就是防止某种“极致”的看法。金庸的小说达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但他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还没有达到对中国武侠小说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他基本上延续了原来的武侠小说的话语,只是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而没有对当代武侠小说和今后武侠小说进行崭新的全方位的改造。尽管有一些局部的原创性,但总体的原创性还不够,值得我们的武侠小说作家去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三就是防止在研究金庸的小说中过多强调惟一性。一些评论认为,金庸小说保存了我国民族小说的传统,“五四”以来出现的新小说用外国文体来写中国小说,这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不能在民间扎根的原因。对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金庸小说只是我们民族小说多元格局中的一元。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来临的时候,它需要新的小说文体,我们几代作家致力于寻找一个适合当代的文体。这个努力从“五四”以来是有成效的,使得现代小说在我国时代生活和文学史上扎根,而且它也承担了中国小说艺术反映我们民族生活、各个时代生活的重任。
  过度强调惟一性,就容易导致排他。金庸小说只是多元中的一元,百花中的一花。我们不应该在肯定金庸小说的同时,把别的流派都否定了。
  第四就是要防止孤立。我们要看到金庸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文本的成功,也要看到金庸小说创作有很多客观环境。比如他用汉语写作,读者是最多的。金庸小说的流行得益于中国的读者。另外,它得益于极左思潮和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文艺、文学创作造成的广大的思想空档和市场空档,20世纪60、70年代的极左和80年代的西方文艺思潮使老百姓不喜欢读书,而且那时候,供选择的空间比较小。金庸的小说自然赢得了众多读者。
  同时得益于在水泥森林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根性文化的渴望,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就是强烈的拾根心理和寻根要求。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包围中,金庸小说满足了他们的寻根要求。这得益于他的小说处于现代这个时代,市场的操作和经营使金庸小说拥有了最大可能的读者,金庸小说还得益于现代读者对明星的窥探心理。金庸现在是大众文艺中的一个明星,希望了解金庸的欲望使很多人对金庸充满了更多兴趣。因此研究金庸小说不能仅仅从文本出发,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总结。
  相关链接
  2003年7月26日,金庸签署法律文件,聘请律师,准备在内地依法维护著作权益。看来金大侠要以法律之剑杀入版权纷争之江湖了。
  2003年7月25日,《金庸茶馆》杂志在杭州问世,这是一本以武侠阅读为核心,同时也是国内首次以一位当代小说家的创作为内容的主题期刊。由报而书,继而杂志,金大侠在三种平面媒体都一展拳脚。
  2003年7月,金庸在多家媒体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中名列第二,仅次于鲁迅。对于金大侠在网络一族中的号召力,我们只有佩服的份。
  2003年6月,卡通版《神雕侠侣》面世,争夺学生暑期市场,据透露,从这部武侠卡通巨片中,金庸收走的版权费高达百万港元。不知道这是《神雕侠侣》的第N个版本?
  2003年夏,任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的金庸招到两名博士生。金大侠招徒门槛甚高,仅精通两门外语就吓退无数学子,但愿金大侠所学此番后继有人。
  2001年5月,金庸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名誉教授。名校名家两相宜!
  2000年11月,由香港作家联会和北京大学合办的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不仅金庸作品,连“金学”都已走向世界。
  稿件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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