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
　　我非常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小说，他的小说故事性非常强，看的过程中让你放不下。
　　我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是在1992年。当时我因为生病住院，为了排遣住院的寂寞，我买了很多金庸的小说，都把它们搬到了病房里。尽管医生劝我要好好休息，尽可能地缩短看书的时间，但我有时候经常看金庸的小说一直到凌晨二三点钟。
　　金庸先生小说的读者众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这说明他的作品肯定有受欢迎的道理。有很多人认为金庸的作品不仅仅是武侠小说，应该称作小说精品，我认为非常有道理。不管在哪个领域，你能够做到极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金庸的作品不能局限地称为武侠小说。
　　金庸先生也是我一直很敬慕的一代文豪。他的作品用的是传统的写作方式，内容也是中国传统的侠义，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尽管我不是研究金庸小说的，但我感觉他的作品都写得很有气势，场面比较宏大，写得的确非常不错，对我的创作有一定的启发。而且，他除了是一个作家之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报人、时事评论家，他在创作中站的角度就不一样。他写的是江湖，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写的是政治，因而在他的“江湖”的虚拟世界里，我们会感觉到很多现实的内容。
　　金庸这次到陕西来，我因为比较忙，和他接触的时间比较少，但觉得他非常谦虚，很有人格魅力，知识也非常渊博。
　　现在金庸的作品几乎都被拍成了影视剧，甚至是一部作品有好几个版本，我平时看电视很少，看这样的影视剧也不多，但我觉得如果你真正喜欢金庸的作品，就应该读他的原著。
　　高建群(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中国人喜欢把小说分为农村题材小说、城市题材小说、改革开放题材小说、武侠小说等，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小家子气。我不主张把小说分得那么严格。小说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怎么写都行。金庸把某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变成了小说，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对中国文化的弘扬有积极的意义。
　　小说艺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大叙事的艺术，就是讲故事。我认为20世纪中国的小说艺术基本上没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小说剑走偏锋，出现了金庸小说。在他的笔下，他创作出了那些大奸大恶、大爱大恨、大喜大悲的人物。从小说的文本上来看，他对小说艺术有很大的贡献。
　　中国小说跟世界水平还有一定差距，金庸拉近了这个距离。金庸的小说固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园地。像大仲马创作《基督山恩仇记》，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探案集》等，金庸在自己的领域内达到了一种极致。
　　金庸的小说创作形式是纯粹东方的，是东方固有文化的精髓。叙事风格上，东方艺术是一种表现的艺术，西方艺术是一种再现的艺术。东方小说把很多悬念都留在了后面，令西方人很惊奇。
　　对金庸及其他武侠小说家，很多人都存在着一种偏见，我觉得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都是很有力度的作品，都是可以进入中国文坛的。金庸的小说跟过去的小说比，如《七侠五义》等，比那些小说发展得还要充分，在艺术成就上要高出很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道路，香港的特殊环境造就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现在再写武侠小说，我认为就不会是这种形式。现在写武侠小说，也许大家更喜欢的是古龙的那种写作风格，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让我来写武侠小说，也许是另一种形式，金庸的作品对我今后的创作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我在今后创作中，在关注大的史实背景的同时，也许会尽可能地注重小说细部的虚构描绘。
　　魏明伦(剧作家、中国剧协副主席)
　　武侠小说在过去很多人眼里是不入流的，不能够登大雅之堂，在文坛上没有把武侠小说当作一种正规文学，这是一种偏见。我们不应该把旧的武侠小说跟新派的武侠小说等同起来，把武侠小说排斥在文学之外也是不恰当的。武侠小说是文学的一部分，一个类别，在这个类别中，也同样有文学精品。
　　我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以前的武侠小说有很多异同。从历史渊源来说，武侠小说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从公案、侠义小说发展起来的。正式的武侠小说是从公案小说《施公案》、《包公案》等小说开始的。再往后是《三侠五义》，然后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像还珠楼主等武侠小说家，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发展的一大高峰。
　　1949年后，由于各种原因，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停止了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禁止出版发行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创作在大陆上断档了四五十年。
　　与此同时，在香港这个商品社会的特殊环境下，出现了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这些武侠小说继承了过去的某些武侠小说的优点，又进一步在深度、广度上作了很大发展。金庸小说中透露出来的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多，而且作品的思想境界也比以前的武侠小说高，在人物的艺术塑造上也有很大突破。可以说，金庸小说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产生的。
　　现在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金庸小说拥有众多的读者群。从横向来看，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从读者的文化层次上来看也非常广泛，政府官员、公司职员、学生、教师等，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这是个客观现实，无法抹杀。
　　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金庸的作品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读者？
　　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留下了自己独特的一笔。写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都应该提起武侠小说，提起金庸。
　　金庸在30年前写的《鹿鼎记》是他最后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至今无人超越。当然，金庸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除了他本身的文化高度和成就外，也借助了特殊的时代优势，如50年代香港的文化格局，他对古典文化的依赖以及他吸收现代信息、传播时代的力量等，这都是张恨水等旧派通俗文学作家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我们正处在文学的多元化时代，我们在承认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地位、现实地位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它作为武侠小说的局限。
　　有位朋友说，你们还在把金庸先生的作品当作武侠小说，他的作品其实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我认为，金庸的小说始终就是武侠小说，尽管他的小说历史积累非常深厚，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刻。但他写的就是武侠小说，他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江湖，这个江湖是万能的，可以支配社会的发展。通过金庸小说，尽管可以反映和折射社会的某些风貌，但毕竟不是直接反映，这样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局限。
　　金庸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某些小说篇章可以进入到教科书里，但说到底，他只是中国的大仲马。大仲马以他的《基督山恩仇记》等作品闻世，大仲马有他的读者群，但他毕竟不是巴尔扎克，不是雨果。大仲马有大仲马的优点，但他不是法国文学史的全部，法国有许多比大仲马成就更高的作家。金庸在中国也是一样。
　　因此，把金庸推崇到了极致也不好，不是一个民族素质高的表现。我在华山上跟金庸先生谈话时，提到他的作品中有《鹿鼎记》，可山下的陈忠实有《白鹿原》；金庸先生虚构了一个江湖世界，而路遥则创作了一部《平凡的世界》。如果过多地沉迷在虚拟的武侠世界里，有可能会使我们更加迷惘，会把自己真实的世界忘掉。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读武侠小说成风未必是一件好事。
　　肖云儒(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从文化上理解金庸，从大众层面上来说，他的小说表现了生命极限之美，自然山川之美，求索解惑之美，浪漫想象之美，幽默调侃之美，现代解构之美，纯情挚爱之美。
　　从精英层面上表现为，它展示了文化中国之美，把儒、释、道、侠，琴棋书画、渔樵耕读融入到自己作品中，把中国人的侠义精神、被庙堂历史所遗忘的武侠精神用审美形态载入了文字里面，把野史杂记当中的民间生存状态描绘了出来，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民间历史的画卷。金庸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很有发现。他把武侠的“武”字作了重新诠释，就是止戈为武，不是用武力去制止武力，这是武力的最高境界，以无招胜有招。实际上说的是中国人在武力斗争中体现的兼爱和非攻精神，希望和平的精神。在这一方面他发掘得比较深刻。
　　金庸先生还发掘了诚信。在他的笔下，不管多坏的人，包括西毒欧阳锋等，尽管他们在道德判断上有各种高下，但在诚信上却很严格，体现了中国人重信守诺的精神。
　　金庸先生的另一个发掘就是重伦重友。他把伦理精神放到行政关系之上，甚至于弃官崇交。他发掘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这一部分。
　　在礼教宗法制度下，人性长期受到了很大压抑。金庸写了中国民间的另一种生存追求就是潇洒人生、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这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补充。
　　但金庸的小说也有一定的局限，读金庸小说，研究金庸，我们应该力求四个防止：
　　第一就是要防止大众在阅读时容易产生的误导，防止金庸小说里面的民族文化负面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层面。比如很多人读金庸小说，更多地是注重打斗、奇术、江湖义气等，这样往往会导致忽视社会政府维系公正的权威，注重用个人的手段来获取公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在承认金庸小说的深层文化优势、文化内涵的同时，还要认识到金庸小说在大众层面上产生的一些不好影响。
　　第二就是防止某种“极致”的看法。金庸的小说达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但他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还没有达到对中国武侠小说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他基本上延续了原来的武侠小说的话语，只是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而没有对当代武侠小说和今后武侠小说进行崭新的全方位的改造。尽管有一些局部的原创性，但总体的原创性还不够，值得我们的武侠小说作家去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三就是防止在研究金庸的小说中过多强调惟一性。一些评论认为，金庸小说保存了我国民族小说的传统，“五四”以来出现的新小说用外国文体来写中国小说，这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不能在民间扎根的原因。对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金庸小说只是我们民族小说多元格局中的一元。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来临的时候，它需要新的小说文体，我们几代作家致力于寻找一个适合当代的文体。这个努力从“五四”以来是有成效的，使得现代小说在我国时代生活和文学史上扎根，而且它也承担了中国小说艺术反映我们民族生活、各个时代生活的重任。
　　过度强调惟一性，就容易导致排他。金庸小说只是多元中的一元，百花中的一花。我们不应该在肯定金庸小说的同时，把别的流派都否定了。
　　第四就是要防止孤立。我们要看到金庸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文本的成功，也要看到金庸小说创作有很多客观环境。比如他用汉语写作，读者是最多的。金庸小说的流行得益于中国的读者。另外，它得益于极左思潮和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文艺、文学创作造成的广大的思想空档和市场空档，20世纪60、70年代的极左和80年代的西方文艺思潮使老百姓不喜欢读书，而且那时候，供选择的空间比较小。金庸的小说自然赢得了众多读者。
　　同时得益于在水泥森林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根性文化的渴望，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就是强烈的拾根心理和寻根要求。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包围中，金庸小说满足了他们的寻根要求。这得益于他的小说处于现代这个时代，市场的操作和经营使金庸小说拥有了最大可能的读者，金庸小说还得益于现代读者对明星的窥探心理。金庸现在是大众文艺中的一个明星，希望了解金庸的欲望使很多人对金庸充满了更多兴趣。因此研究金庸小说不能仅仅从文本出发，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总结。
　　相关链接
　　2003年7月26日，金庸签署法律文件，聘请律师，准备在内地依法维护著作权益。看来金大侠要以法律之剑杀入版权纷争之江湖了。
　　2003年7月25日，《金庸茶馆》杂志在杭州问世，这是一本以武侠阅读为核心，同时也是国内首次以一位当代小说家的创作为内容的主题期刊。由报而书，继而杂志，金大侠在三种平面媒体都一展拳脚。
　　2003年7月，金庸在多家媒体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中名列第二，仅次于鲁迅。对于金大侠在网络一族中的号召力，我们只有佩服的份。
　　2003年6月，卡通版《神雕侠侣》面世，争夺学生暑期市场，据透露，从这部武侠卡通巨片中，金庸收走的版权费高达百万港元。不知道这是《神雕侠侣》的第N个版本?
　　2003年夏，任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的金庸招到两名博士生。金大侠招徒门槛甚高，仅精通两门外语就吓退无数学子，但愿金大侠所学此番后继有人。
　　2001年5月，金庸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名誉教授。名校名家两相宜！
　　2000年11月，由香港作家联会和北京大学合办的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不仅金庸作品，连“金学”都已走向世界。
　　稿件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