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记陈衍语：
　　鹤亭天资敏慧，而早年便专心并力作名士，未能向学用功。前日为《胡展堂诗集》求序，作书与余，力称胡诗之佳,有云：“公读其诗，当喜心翻倒也。”夫“喜心翻倒”出杜诗“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乃喜极悲来之意，鹤亭误认为“喜极拜倒”，岂老夫膝如此易屈邪？
　　下有钱钟书按语：
　　《小仓山房尺牍·答相国、与书巢》二札皆有此语，是随园已误用矣。
　　其实，误用又岂止始于百多年前？杨绛在此句边引陈与义《得席大光书因以诗迓之》的最后两句：“喜心翻倒相迎地，不怕荒林十里陂。”也许这是最早的误用吧。
　　误用久了，便“积非成是”。《书剑恩仇录》第68页说周仲英“老夫妇晚年得子，自是喜心翻倒”，《鹿鼎记》第551页写康熙乍闻父皇尚在人世，“虽仍不免将信将疑，却已然喜心翻倒”，实乃“源源有自”。只是有前贤垫底，倒不忍苛责于金庸先生了。词性的转移，也正体现了语言的发展与演变规律吧。不问出处，单看字面，“喜心翻倒”这四个字也太易让人会错意了！汉语之妙，可见一斑。
　　还有一点，“喜心翻倒”这个词在港台作家的笔下用得较多。非独古龙、亦舒、倪匡、卧龙生、上官鼎、诸葛青云如此，淹博如高阳亦如此。当然，用的都是后起之义。
　　“只是诗云子曰读得多了……”
　　《鹿鼎记》里的少年康熙有点“逐臭之癖”，主要是从韦小宝那里，还有建宁公主那里，学了些“他妈的”、“老子”之类的粗话，与韦小宝独处时常常说得不亦乐乎。后来居然还下了一道空前绝后的“密旨”给韦小宝，用语大是粗鄙（事见第1768-1770页）。对此金庸有妙解：
　　康熙勤奋好学，每日躬亲政务之余，由翰林学士侍讲、侍读经书诗文，只是诗云子曰读得多了，突然说几句“他奶奶的”、“屁滚尿流”，倒也颇有调剂之乐。（第931页）
　　其实韦小宝粗鄙无文，康熙反而欢喜，他身边文学侍从的臣子要多少有多少，整日价诗云子曰听得多了，和韦小宝说些市井俗语，颇感畅快。（第1118页）
　　以帝王之尊而喜操粗鄙之言，不仅其解合乎情理，其事竟也于史有征。大华烈士（简又文）《西北东南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荫昌轶事”条：
　　清季满人荫昌（午楼）留学德国，与德废皇威廉极友善，常与长谈。一日有大宴会，威廉竟置诸贵宾于脑后而独造一室，扃门与荫畅谈不倦。其所以然者，闻系因荫极善操德国之市井秽语，威廉亦好作此等语，但格于地位之尊严，不能自由与臣下交谈，因而与荫成莫逆交云。（第66页）
　　看到这里，便想起钱钟书先生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谈艺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