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师这一艺术形象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民间传说中的诸葛亮、刘伯温式的聪明绝顶、无所不知、多才多艺的智者；一是蔑视礼教、不拘小节、至情至性、狂放旷达的魏晋人物。诸葛亮、刘伯温之所被“神化”、“妖化”，乃至又在黄药师形象中复活，主要是有意无意地迎合广大故事欣赏者对智慧不自觉的向往心理；而魏晋风度的成分则是作者有意识的自主选择，毕竟，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不愿接近甚至排斥、敌视这种离经叛道、不可理喻的表达方式。
　　黄药师首相亮相的《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1959年间，正是金庸在香港左翼阵营的最后两年。也就是从1959年开始，他全力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明报》。金庸为什么离开存身十年的左翼阵营？他有过夫子自道：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力气研究，属于有点成绩的人，开小组讨论会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因此决定辞职，转到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导。（《名人心路》第57、58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90年版）
　　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坚持下去。（《金庸传奇》第4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沉闷与压抑，越到后来也就越难忍耐。《射雕》的写作，适逢其时地给金庸打开了一扇窗子。主人公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羽翼渐丰，他终于要摆脱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小心谨慎的日子了。
　　现在还可以想像金庸写黄药师时的淋漓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