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剑恩仇录》后记说：“（本书）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精益求精之心可见。较之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的《书剑恩仇录修订本》，可以发现这篇同样标明作于1975年5月的“后记”，不仅文字不尽相同，前者还多出了3节凡400余字。但时代文艺版“后记”下尚有一段写于1985年3月的补记，为前者所无：
　　根据本书在香港拍过一次粤语电影，一次国语电影，一次电视连继（续？——引者）剧，在台湾拍过一次电视连续剧。香港电视广播公司准备第二次重拍电影（视？——引者）连续剧。香港扬子江电影公司与天津电影制片厂合作，正在筹拍电影。本书曾译成泰文、缅文、马来文、越南文、法文等数种文字，在东南亚报纸连载或出版单行本。英文全译已由Mr. Graham Ean Shaw完成，即将出版。
　　本书在内地曾有几种翻印本，都是未曾征得我同意的。现在再作一次修订，改动甚多，正式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时代文艺出版社及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协助，作者至为感谢。
　　不仅如此，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白马啸西风》（实为《白马啸西风》《鸳鸯刀》《雪山飞狐》三部小说的合刊本）中，《雪山飞狐》后记下也有一段写于1985年4月的不见于今本的补记：
　　乘着本书出版内地版本，又作一次修订，虽然差不多每一页都有改动，但只限于个别字句，并无重大修改。
　　可见，这个能把三校样都改成大花脸的金庸，自然也要尽量利用重新出版之机对作品字斟句酌。或许这类修改在平时阅读自己的小说时就已随手记下，不比1970—1980年间的大动作。大抵说来，不满意的改得多些，较满意的改得少些；早期的改得多些，晚期的改得少些；出版（不是加印）频繁的改得多些，相对不很频繁的改得少些——《鹿鼎记》也许只改了一次，《雪山飞狐》却至少有改了三次的记录（第一次1974年12月，第二次1977年8月，第三次1985年4月。见于百花文艺版。三联版《雪山飞狐》后记删除了这样的记录）。
　　从两段补记来看，这两种版本在内地出版，无疑得到了作者的授权；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订，也不妨看作是支持的态度。然而，金庸在1994年1月写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却说：
　　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
　　如此说来，时代文艺版《书剑恩仇录修订本》与百花文艺版《白马啸西风》也是“未经授权的”了？那么，两段补记又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