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剑恩仇录》中，描写“奔雷手”文泰来逃到大侠周仲英的家，藏在枯进里，被周仲英无知的幼子，为了一架望远镜出卖，周仲英知道这件事后，竟忍痛杀了他的独生子。
　　这故事几乎就是法国文豪梅里美最著名的一篇小说的化身，只不过将金表改成了望远镜而已。（《谁来跟我干杯？》第110—11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古龙先生写下这段文字之时，依据的是初版。从“竟忍痛杀了他的独生子”可知，在有意识的惩罚这一点上，金庸没有改动原著。到了1975年修订完毕，这个震撼人心的杀子之举同样存在，却成为怒中失手与无巧不巧的遇合。细节，也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变化。
　　这个变化，隐隐有脉络可寻。1963年连载结束的《倚天屠龙记》，可以看到一出未遂的杀子事件：
　　宋远桥听说儿子在外，铁青着脸，手执长剑，抢将出来。张无忌等均觉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一齐跟到了大殿。张三丰也随着出来。
　　宋远桥喝道：“忤逆不孝的畜生在哪里？”瞥眼见宋青书躺在软床之中，头上绑满了白布，连眼睛也遮没了，长剑挺出，剑尖指向他身上，但手一软，竟是刺不下去。霎时之间，想起父子之情，同门之义，不由得百感交集，回过剑来，疾往自己小腹上刺去。
　　张无忌急忙伸手，夺下了他手中长剑，劝道：“大师伯，万万不可。此事如何处理，该请太师父示下。” (第1587页)
　　宋青书的罪孽，可不是“无知的幼子”的无知的过错。代表正义的宋远桥淡出了，作为父亲的宋远桥凸显了。隐藏在文字后的作者，不动声色地改变着对人生、社会、文化、历史的看法。
　　《侠客行》里也有个 “孽子” 被人追杀，他父亲在想什么呢？
　　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护他周全。
　　几年后韦小宝开始作恶多端，为什么作者笔下总有些偏爱纵容的意思？1981年金庸在《明报月刊》10月号发表《韦小宝这小家伙！》，从自己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谈到韦小宝的塑造，其中有这样的话：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这篇文章大概代表了金庸对这一问题思考成熟的最后结晶。十多年后接受采访，仍一再提及类似观点（《我问故我在》第141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所以不妨把它看作小说表现父亲对待“孽子”日趋宽容的注解。当然，这一问题的思考成熟，也有赖于金庸痛失爱子的刺激。但那仅是刺激，思考却发端已久、一以贯之。
　　《飞狐外传》（第160页）里钟四嫂剖了小三子的肚子，那是在疯狂的状态下。《三十三剑客图》“贾人妻”：“这个女侠……别后重回喂奶，已是一转，喂乳后竟杀了儿子，更是惊心动魄的大变。所以要杀婴儿，当是一刀两断，割舍心中的眷恋之情。虽然是侠女斩情丝的手段，但心狠手辣，实非常人所能想象。”（《侠客行》第755页）那更是异数，不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金庸修改了周仲英杀子，少了震撼与冲击，贴近了本民族的心理特点，还是得大于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