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当然，这种不能忘情是表现为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非独为官。金庸虽然出生、成长在“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46页），但其内在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有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他“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 （《金庸小说论稿》第166页引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严家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自有其政治理想，所以他才会在1950年赴京求职。这次求职的失败，意味着他直接参与政治的破灭。
　　其后，金庸的政治情怀就迸发在社评与小说之间。他以文人论政的姿态接续了旧《大公报》的传统，体现其立场者，是《明报》极其社评。社评的影响是在政治范围之内的，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爱国信念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厌恶、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为“刻画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页），注明《鹿鼎记》构思与“文革”、文字狱的密切关系（《鹿鼎记》第42页，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读懂金庸的知人之评。
　　在金庸的世界里，小说与社评以时政为桥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评的写作给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进一步加深了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一方面小说成为社评之外金庸的另一个倾诉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又与金庸个人的处境纠缠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评中抨击极左人士的立场而生命受到威胁，这时候他引以为榜样的，竟是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22页）
　　晚年的金庸，终于有机会为政治状况的好转做一点实事。他访问台湾和内地，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都可在他的政治情怀中找到答案。热情之高，以至别人以为他有政治野心，图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一职。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线。可惜多少庸碌的传记作者，还在卖力地喊他“金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