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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生一剑知
——为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序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武侠小说。那时候，我仍未曾上学。也就是说，我在还没正式在学校上课念书识字之前，已在看武侠小说。别忘了，我是生长在服中国大陆本土有一段漫长海陆空距离的南洋（东南亚）的一个半岛上，而且，在那半岛（马来西亚——那时还只叫做“马来亚”）的一个相当荒僻的小镇（霹雳州美罗埠）的火车站（俗称美罗埠火车头—
—离美罗山城约3英哩半，当时只有百数十户人家）的我，能够感受得到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色彩熏陶，武侠小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一重大的关键。
之后，我又陆陆续续、断断续续的读了许多武侠小说，年纪稍长之后，转而对纯文学（尤其是现代诗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对武侠小说的要求与鉴赏，也慢慢严格了起来。毕竟是“生有涯”，学海无涯，我不能每一本武侠小说都读遍、每一部都喜欢，所以就私下作了比较。为什么我喜欢？何以我不喜欢，喜欢的我就介绍给大家看，不喜欢的就忘掉它。
由于我在小学期间就办“期刊”，初中时已搞“文社”，到高中毕业前已发展成有十余分社“忝为当时当地”“人口”最多的民间纯文艺社团），办了数十种刊物，所以，也有不少人受我的观念所影响。我在学校里不同的班上也常常“代课——老师没来或告假的时候，我就选讲武侠小说，有时边讲边创，也有老师赏面，干脆邀我“主讲”，他们也三五成群，就在“台下”“听课”，使我的“不自量力”因受鼓励而变本加厉，终于也执笔写武侠小说，把同学的名字（当然我喜欢的就写成忠的、不喜欢就写成奸的）写成了小说内江湖中的武侠人物，起先只在班上传阅，慢慢变成了在香港的“武侠春秋”连载发表。
这段时期，在我内心里也不无疑惑。别忘了，我是在海外成长的华裔，我所受的教育，所遭遇的环境，并不常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的教育文凭里，中文决非必语）学程。中学时期，我曾转校到纯马来（即巫文：是当地的国语）学校去念书，说一句华语（或方言），给学校当局“抓到了”还得要罚款或罚站堂呢。我最先接触到的武侠小说，提供了我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根基（当然个中难免有些偏差），这是不可讳言，也不可抹煞的。它终于推动我走向参与中文文学创作的道路。试想，相距那么遥远的所在。而我只是一个小镇里的一个小兵，因为通过武侠小说。我终于衔接上中国文学博大精深的根。
我坚信我只是其中一个。相信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在各处各地各个不同的时候。也蒙受过这“武侠文化”甘霖的滋润，乃至成长茁壮，终于血脉连接，发一分热，放一分光。
不过，当时我也同样有摄惑：人人都说武侠小说一味只知暴力，打打杀杀，无知幼稚，虚妄不实，决非文学——怎么大家对“武侠小说”的偏见如此之深，但它的流传又如此之广？致使骂他的人，也忍不住要看她；不肯看他的人，也决果不开她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例如：报章连载、电台广播、人们谈论得津津有味……）。既然任何作品（就算是打着“文学”旗号的作品）都有瑰宝与糟粕。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评论家来正视这么多优秀作家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而影响了那么多优秀读者的这个事实呢？武侠的传统，其来何自？什么是好的武侠小说？什么是不成功的武侠作品？如果她有不良的杂质，我们是否能把她炼得更好？要是她已有优良的品质，为何我们不予以发扬光大？
那时候，武侠小说的精萃已影响了我做人处世的看法。我也尝试去建立一套自己的看法。“侠出自于伟大与同情”、“止戈为武”、“侠是知识分子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指标”、“武者不为侠”、“知行合一、救人于难才是侠？”、“侠是重然诺、守信义、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也相信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里的一种独特类型，而“侠义”亦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种特色。
我深信不止是我，还有我身边的人（由我影响或非由我影响）乃至我不相识的人，都深受这些武侠小说所描述的情节和观念所吸引……”
可惜，可是，也可悲的是，一般人仍对她喘之以鼻，认为这类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把阅读这类小说的人视为低级无聊，好像“看武侠小说”竟是一种“罪行”。大家一面读他，一面骂她，一面笑她，一面侮辱她，却并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她，并歧视她的存在。
那段期间，正从童稚迈入少年的我，也从武侠的阅读者进创作者（包括口头讲述）。那约莫是60代初至末的事，金庸、卧龙生、诸葛青云、金童、金锋等人小说，已逐渐风靡华人世界。在新马亦已开始流行。
我把“绿洲文社”和“天狼星诗社”办至高峰期间，毅然放下一切。赴台进修。由于自己的不甘寂寞，而且确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于是在大学课程的同时。也办文艺社团，大概花了五、六年的光景，成立了“神州诗社”八部六组，办了试创山庄。出版过十几种不同的期刊杂志，也成立过出版社，虽然出版诗刊、文学刊物是我们的理想和指标，但真正嫌钱的，足以维持我（们）生活费的，却是武侠小说的推出——包括《神州奇侠》、《血河车》等作品。
这段期限，我们由草创的六人。在短短三、四年间成了三、四百人以上的阵容。亦可算是当时仍在“戒严”时期的台湾纯民办有组织的文学社团中最具“声势”（许或只是“虚张”）。我因而接触不少年青朋友，当然，年长、年少的都有，而且每年、每月、每天如是。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完全不同的行业里任事，他们大都爱看武侠小说。不过，他们也认为武侠小说非关文学，只是消遣，只算娱乐，甚至认为我从事武侠方面的创作，是对正统文学的一种“高经叛道”的行为。其中有不少本来对我“颇为看好”的师长，为我“误入歧途”（事实上，我仍保持大量“纯文学”：包括诗、散文、小说、评论的写作）而忧心、惋惜、唏嘘和指责。
说真的，我写武侠小说并非为了生活（在那时候，我正年轻。以当时“形势”——当然也是“虚张”的——我若为糊口，大可不必选择”笔耕”这条路子），而是想寄情和舒展自己多年来的抱负和信念。我也遇上好些志同道合者，他们开始正视武侠小说的特质与成就，也有些颇具慧眼与心得，但他们都“光说不练”，批评的多，理想大高，绝少人真正为“武侠是不是文学？可不可以是文学？能不能成为文学？”恳恳切切、踏踏实实地做些事。
不少大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诗人、政客、社会名流，都迷上（或曾迷上过）武侠小说，但他们却照样看不起武侠小说，也不正视自己曾有这种“嗜好”。这时期，不少人都在写，但由于她是一种大众消费品，大家只忙着粗制滥造，以致武侠小说多如汗牛充栋，目不暇接。只能算是一种“谋生的工具”，而不是“理想的寄托。”然后认真悉心写好她的人，显得少之又少；杰作巨构，更万中无一。这更促成鄙薄她的人更振振有词，武侠更成为怪力乱神，暴力血腥（有时还加上妄诞变态色情）的代名词。在那年头，尽管古龙已崛起江湖，古龙式的电影辄风行亚洲各地，但她仍给视作“毒草”，“香花”从来不往她头上戴。
70年代初，我和我社里的友人。曾在我们的刊物上，（在74、75年间）召开过座谈会，讨论金庸（当时他的作品仍只能在“地下”传阅，仍未“正式登场”于台湾文坛，那当然是非关作品质素，而是其他敏感的政治因素之故）、古龙的作品，引起热烈也激烈的反应，几乎把我们文社也视作“毒害人心”的“黑道”。我的《四大名捕会京师》、《白衣方振眉》是在台湾最早以纯文学书籍包装、以“武侠文学”名目推出的武侠作品系列（由“长河出版社”约英在76、77年间出版），非常意外的得到好评，销量也好，许是因为在这之前，从没有这样做过，接着，古龙和金庸等的书，都纷纷以这个“以正视听”甚至更加华贵美观的方式推出，从此成了风气。
在这之前，台湾全省有上千家租书店，他们出租的大都是武侠小说。那种装订甚差、设计也不讲究、质素更十分低劣的薄薄小册，甚至连作者版权也从不予尊重，时常张冠李戴，颠三倒四，作品也良莠不齐，盗印翻版，不胜枚举。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有群众支持、消费价值、传统特质、文化菁华的一种文学特殊类型。却受到这样的贬待、歧视和忽略，虽然不知有多少高质素的读者仍为她疯狂入迷。
台湾那时候注重现代文学（正统文学当代化的一种统称）和乡土文学（台湾本土文学）
的抗争与对垒，对这种跨越界限、不分阶层的作品根本不予重视。我在歧路与迷途上继续创作和研究武侠小说，惹来不少诽谤号流言。我一直希望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批评、整理，甚至期待有人能深入探讨和整理中国“侠”的特质与历史，到最后，我盼望会有有心人出来为武侠说些话，做些事，然而除了一些作家（例如古龙）仍然为我们写些好小说之外，最多只有三数位名士学人，在片章残篇里偶然以高姿势为武侠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之余，我委实得不到什么支援的声音，只有孤军（幸好这种“孤军”在世界各地、海内海外都有呼应）作战到底。
那时候，武侠小说里的一些信念，仍影响了我和我好些朋友；我们相信“侠”是可以存在于现代的。侠不一定要拿刀子、见血光、出人命的。一个仗义执言、知行合一、秉着良心骨气做人作事的律师、教师、商人、警察、学生、记者乃至于屠夫、清道夫都在“行侠”，都是“侠者”。“侠”的定义其可贵性都不在于他武功高不高、武力强不强大，而是在他有没有具备一颗“侠义的心”。而文学不分类别，只要写得好，不管侦探、言情、武侠、神怪，俱可成为伟大的文学经典。武侠写的是极度情境中的人性。凡是为大众接受并可流传广远的作品，必有其深层价值。
那时候，我正从少年步入青年。也从武侠小说的爱好者进入研究者（包括敦促鼓励别人去探究），我在香港武侠世界连载“四大名捕系列”，并已写完了《神州奇侠》故事。那大的是70年代至末的事，古龙在台湾一纸风行，金庸的书在坊间以各种名目流播，台湾武侠各大名家的写作黄金时期，已开到荼靡。
恰好在新派武侠小说第二次高潮全面归于消租时期，我也“迫不得已”离开了我办文艺社团最巅峰（指”得心应手”）的台湾，经过一段岁月在海外流浪流亡之后，终于定居香江。
我说第二次新派武侠小说的巅峰期全面干寂，系指这段时期，武侠小说或任何通过武侠的形式或本质表达的作品、成品和消费品，已失去了焦点，没有了市场，甚至缺少了那原有的一股朝气蓬勃的原创（动）力。可不是吗？以中国功夫打出名堂扬威世界的“武神”李小龙，已在7O年代初期逝世。70年代起，金庸已不写新的武侠作品。不过，他的旧作却在这段期间经苦心删修后正式“登陆”台湾和中国大陆，引起风潮，风靡天下，独领风骚，极受注重，甚至兴起“金学研究”我也为研究他的作品写了几本专书。但他的作品是“推出”而不是写出新的著作来。他不写了，自然是读者和“武侠文坛”的一大损失。可是，其“后遗症”更是“可怕”：在港台文坛，都觉得好的武侠作品都给金庸写光了，再写，谁也写不过他，不如不写了；或是，武侠小说金庸写得最好，看他的，就够了，别的都不用看了；尤甚者根本认为金庸不写了，加上80年代的前段武侠文坛另一大师梁羽生也金盆洗手，而一代怪杰鬼才古龙也醉卧西天、武侠小说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余无足观，寿终寝了。
这种观念很有理很有力也很“名正言顺”的摧残的武侠小说可以承先启后的生机。新一代的武侠新秀，根本寂寞无人管，任其自生自灭。人赞金庸作品“空前绝后”：“空前”自是必然的，也是恰当的赞誉，但对一种文类的存在价值而言。“绝后”决非好事，甚至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因而“略减颜色”。后人不一定要（能）超过金庸，但大可写出自己的特色来。有比较才能见出该种文类的恒存价值、不朽成分。假使李白之后，没有杜甫，没有白居易。没有李煜、晏殊、苏轼、黄庭坚，那么，唐诗宋词或许就不见得那么伟大。而李白的天才也难名因而逊色，虽然他们在诗词方面的成就并不见得能超越李白。可是，读武侠小说者难免都有“幕古倾向”，就是金庸作品也常透露出这种观念：上一代或已逝的一代往往比下一代的新锐更强，人格更完美，境界更高尚。这对古代的向往与道回，运作在现实层面上，很容易使会对正在撰写和努力尝试的作家生起漠视和冷待的反应。金庸作品，冠绝同侪，受到尊崇，理所当然，当之无愧；不过，这种现象无疑对武侠小说的发展生机，有所扼杀，恐怕是十分不妙的。
同时，武侠小说市场全面崩败，老一辈武侠前贤，多已辍笔不写，或者，仍在撰写的却写不出当年虎虎生风、凛凛神威来？现代人太忙碌了。报章杂志上的武侠长篇连载，已不适应社会节奏。这非关有没有好作品出现的问题，而且认真创作的武侠作家（不分老幼）根本生存不下去了。就算写得像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白羽、金庸、梁羽生……，这样出色而曾在报刊上连载风靡万千读者的作品，换作这时候在报上逐段刊登，只怕也不复盛况。别忘了，就算当时古龙名声如日中天，作品多为电影电视改编拍摄，但作连载发表时的反应，也远不如上列时期的武侠名家来得哄动，余者可想而知。人们娱乐更多了，花样多，选择也太多了；电影（港台中外都有）、电视（卫星电视有多种多国选择）、琳琅满目各式其式的杂志书报。资讯爆炸、电子游戏机纵横大街小巷……这都是前二代的武侠小说家不必面对的挑战，不需面临的危机。
在香港，这样一个急促节奏快皮应和经济挂帅的大都会里。从事写作（要是没有学院的支持），而又是认真的写作（且又没有兼营的正职），并且是认真的去写作通俗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奢侈也十分冒险同时是相当孤寂的事。
这段时期，许是因为武侠素材的改编“盛极必衰，”致使70年代几10部电影有9部是“武侠片”的趋势，争遽直下，成了一年制作的电影里，居然连一部武侠电影也无，继续苦心悉力去写好这种文类的人愈来愈少，大家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武侠一代大宗师金庸身上，加上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已多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梁羽生锋头为金庸所掩盖，古龙英年早逝，武侠小说潮流于是进入“一枝独秀，全面沉寂”的“冰河时期”。新秀们没受到培养、鼓励，他们既不敢写。也缺乏条件写，没有兴趣去写。
这时候，武侠小说已可以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流传，造成高潮迭起，风靡一时。而且在台湾及香港各地。已展开了“金学研究”对武侠小说一代大师金庸的作品。提出多面性和多角度的金庸开快的精采意见，但都是以趣味性为主。台湾方面，叶洪生专事研究整理中国武侠名著，重新修订推出，确也保存和推动了不少佳作巨构。不过，除了中（象章培恒）、台（如龚鹏程）少数几位学者作家注意到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与特质，写下了为数并不多的（多是对前代或已给认定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评奖或研究之外，我几乎仍完全找不到在20年前苦苦追问的指引，什么是武侠传统？什么才是好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能不能成为文学？“侠”的定义为何？武侠小说在现代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
我在这时候，却似自己撰写的一部武侠小说：《逆水寒》的题名一样，足足“扒”了10年的“逆水”，专事写作。而且以武侠小说为主，并希望能够为“新派武侠小说”之后摸索一条“超新派”的路向。由于这条路向是雨生、多险阻、荆棘清途的，而我不仅个人冒险寻觅，也得要支持勉励好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一辈并请同行，所以价外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但已箭在弩上，不得不发。
30年来，我仍在期待一本（甚至是大量的）对武侠小说传统、历史、文化取向。精神价值、文学评介作全商的研究比较的专业论著。这时候，大概是80年代初至末的期间，中国大陆的“武侠热潮”方兴未艾，海外侠坛，金庸文学地位已受全面肯定，日丽中天，众星消殒，百家沉寂。
90年代一开始，海内外“侠坛”有两大盛事；一是“武侠电影”的复生。过去的名家作品重新受到注意。争相翻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跟六、七十年代改编武侠名著大为不同，这“改编”简直是“改头换面”，不再是影、视企图透过武侠小说来争取观众、吸收灵感、丰富题材，而却变作了一种反客为主、财大气粗、任意删改、曲解丑化的“牟利工具”或曰：一种“噱头”。故此，武侠热潮星再兴起，便后劲未必有力，而此水亦非前流，与其说这是对武侠作品的重视和尊重。不如说是利用武侠的剩余（甚或是残余）价值。来制造宣传、吸引注意（对电影、电视成品）。此等情形，别说已逝的大家如古龙者已抗议无从，就算使在、独尊的大师如金庸，他的作品也一样给改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这“武侠热潮再生”，是悲是喜，是好是坏，那当真是见仁见智了。（况且。这股“武侠热潮”大有“来得快、去得也速”之势。）
一是中国大陆对武侠小说出版权的下放和开禁，以致群龙并起，可以自由争相推出武侠作品，不必再受禁制。我们甚至可以读到江苏文艺出版的“武侠天地”等高水准新风格的武侠杂志。这也连带起了“反效果”：由于失去了版权的约制，以致翻版、盗版、伪作、滥作充斥市场。造成销量上的“反弹”和伤害。另一个“副作用”却是：正式公开研究、讨论、整理、评介作为中国道俗小说的圭皋：武侠小说的论著，也开始发威；有心人开始可以从事武侠评论方面的著作了。这是可喜的现象，故而，在这进人90年代短短两三年间。有关武侠传统、侠义精神、武侠作品的论介和辑录（包括多本武侠辞典和作家专论）已纷纷面世了。
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眼光深远、胸襟广博、资料完备的作品，可惜，我们仍在期待一部真正能对中国“侠文化”历史和意义、传统与延续贯通古今、综合分析、惊警动人、重行定位的论著。
直到我认识了曹正文。
直至我认识了曹正文，并知道他正耗时费力，苦心孤诣的撰写“中国侠文化史”。
我生平交游颇多，但能交上曹正文这样的朋友，绝对是我的福气。他的特色和优点，十分之多。我这儿只举出其中四项，让熟知他的朋友共鸣，和论还没有熟悉他的朋友他分享：
（一）曹正文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才子。要知道有才气的人不一定有素养，而有学问的人不见得也有才情。才情与学识兼具的人并不多见。曹正文绝对是相当罕见也非常杰出的一位。
他是自学成家、苦写成名的作家。在撰写和出版这部：“中国侠文化史”之前，他已推出的作品逾20部。他曾在工厂当过10年工人，当过最操劳的翻砂工、搬运工、磨工，但他在艰苦中不忘进修，终于卓然有成。且看他自25岁起出版迄今的著作书目；从“咏鸟诗话”、“群芳诗话”，到“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这一类作品属于文学评论面笔的范畴；或从历史小说“唐伯虎落第”、武侠小说“三夺芙蓉剑”、到推理小说“佛岛迷踪”、至文学故事“近代名人暗杀风云录”这些属于多类型的小说创作；抑或是知识小品“米舒博士谈读书”、新闻学论著“旧上海报刊史话”、心理学著作“愿你喜欢我”、乃至于他主编的“中国100名人谈读书”等作品……从他的写作书目，类型之多，题材之宽，学识之博，取角之广，可以说是非才气纵横、笔力淋漓不能臻此。
更且，他的作品从不故弄玄虚、炫耀才学，而他一贯主张写作应以普罗大众读者群的相应为依归，他每一部作品都不是空泛之作。而是紧扣人心，深入发掘资料与题材，以生花之笔力以万钧的从容道来，所以他强调：“任何经得起历史经验的文学作品，必定要雅俗共赏”，又强调：“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显赫一时而终究湮灭于世的宫廷文学家。而努力做一个以文学作品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代言人。”
就算他处理一部推理小说，他也试图更为中国的推理小说闯荡摸索（有别于西洋、日本推理小说）出一条自己的路、同时也是中国的路向来。
由此，他对写作的态度，令人起敬。
（二）曹正文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才气纵员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记者好编辑。
他完全不因人事，只靠真材实料的投稿，进入新闻界与文坛。他先在“文江报”理论部编文史稿，后在“解放日报”文艺部编杂文。81年上海“新民晚报”复刊。他考入当记者，擅写社会新闻，不久便调入副刊部编“夜光杯”副刊，现为该报“读书条”专版之主编。他主编这一副刊。不但办得有声有色，吸引不少书迷和非书迷成了该报或该版“拥护者”。同对罗网了不少海内外好手名家来为他写稿，而他自己也以“米舒博士”之名，主持专栏，为读者回答各种各类十分专业艰辟的文史问题，成为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副刊和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之一。
他有这样资深的阅历和编采经验，对于创作、评鉴编纂工作，当然有着莫大的帮助。很多人有着深厚的学力从事文史工作，但在经验与眼界、胸襟上，却不足以将才学尽情挥洒，以致有所囿限；接触面广、交游阔而生活层面深刻的他，可不必虞此。
（三）曹正文不只是一位学博才高的作者，他除了也是资深记者与编辑之外，同时对武侠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有着极为深沉丰富的知识，以及高瞻远瞩的独到之见。
他曾写过一部“古龙小说艺术谈”，那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古龙的专书，甚至在海外亦是第一册古龙武侠小说的专论。也就是说。世人都钻研并撰写金庸小说评介之时（他也有另一评赏金庸小说的论著，把金庸小说里的“一零八”将论作者手笑技法，与别不同）。他却“虽千万人吾往矣”，着手埋首苦写古龙小说论述。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作为一个真正的论评者所必需的眼界、胸襟与胆气，他都—一具备了。
难得的是，他除了是一位对武侠小说和中国侠义文化传统研究经年的人之外，同时也是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之一，写过“龙凤双侠”等多部武侠小说。作为一个评论家和资料收集者论武侠小说，可能够客观，但不见得够投入；然而，他兼备创作、评论双角度，可以“出得、人得”左右逢源，时就文学价值下评，对为历史流变定位。时替作家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反之）作出激赏、分析；撰写“中国侠文化史”，他当真是在“先天”与“后天”上都能“称职”。
（四）曹正文不独是才学兼具、有深厚编采背景、以及同时是武侠小说的作者、论者，他还是位侠者，是个性情中人。
我跟他相交不久，相知却深。我们自90年通信以来，他二度出国。但因机缘，只见了一面。聚了两次，但这已足够：正文是侠义中人，重情守信，已然肯定。
他在跟我还素昧平生之时，已热情来信，为我联络出版的事。我当时因事烦缠，常还未及为他好好写信，但千忙中的他，仍不以为杵，照样来信恳切相邀，拳拳盛事，凛凛汉风，使我对这个简朴文笔蕴露剑胆琴心的侠客书生，十分好奇、向往。
他为我的书在中国大陆洽谈出版刊载的事，我原想以前请人代洽，多付上部分佣金，正文如此为我奔走费心，且在洽谈过程里时时为我争取应得之利益，又一再不胜其烦将细节、款项、重点、进程电传予我，比身为作者的我，还更维护我的权益，且也比我急切，于是我数度敦请他应收取应得之报酬。但却为他断然拒绝。我再三提出，反而换来他峻然写道：
“……佣金一事，兄再也勿提，否则就是瞧不起我们的交情了。比起古代侠者，我所作所为，不值一提……”
他的侠心激烈，不止如此。我相信在他笔龙蛇之余，也做了不少为民请命、打抱不平的事，然而他施恩不望报，继续他耿介执著的文侠生涯。
具备以上的特质（还有我许多未及在这篇章里引述的），由曹正文去为“中国侠文化”
作传，那是最恰切的事。
我在前文引述了三个时期（恰好上致上有30年）作为一个“武侠人”在三个不同地域的期盼与感触；至于国内“武侠文化”的状况，读者诸君可能比身在海外的我更加深切，我在这儿就不多赘了。
经过多年在侠坛的“闯荡”。我在现阶段仍坚信：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
侠即是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中作抉择。伟大的作品不一定能伟大，但极伟大的作品必然极流行（试想；三国、红楼、水游、西游、金瓶梅……已流传了几百年了）。通俗是美德，媚俗不可取，但通俗不等同干庸俗。文学艺术应乞灵于本土（及传统）的文化，才能生根。新派武侠小说已“新”了超过一甲子，早就不“新”了，更新的（超新派）的武侠若不诞生，武侠小说定必没落。每一个时代必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武侠小说若要推陈出新，就必须要有“时代气息”，“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写作要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锻炼。
我试图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将文学大众化，不是降格，而是提升。写作要有高扬志气，平宽心情。写作有时确要有”非大成即大败”的抱负。小说，要写出感动来；武侠小说，更要写出动感来！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我便宁可不写。要先属于自己的，才能成为时代的。要有民族色彩，才可能国际化。艺术的层次可能大家看法不一，但到最高境界，无论中外，不分类型，都是极为接近甚至是一致的。运用得好的陈腔滥调，其实就是最深刻的真实，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作家是作家，创作是第一要义，不必也不须要是个大思想家——当然，成熟的哲思绝对可以加强和加添作品的繁复性和深层意义。这个时候从事武侠创作和论评，难免会有点野渡夫人舟自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心态。写作不止是兴趣，也得要有志趣。这唯利是图、价值混淆的时代，最需要侠者来振奋人心。我坚决相信：
侠运能倡国运。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正是为侠作传写评者的写照。
我一直等有人来为侠作传写史著书：我终于等到了曹正文。
稿于九三年三月九日香港大会堂书展结束。
校于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徽文艺出版社《七大寇》版税已汇至深圳／购得绿幽灵《彩翠》、《初遇》及奇石《蓝精灵》／梁电误／淑端FAX／LaFore't及CottonCollention、福临门、怡丰行、水品宫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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