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都要涉及酷吏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把酷吏问题作为武则天“残忍”的依据，从而得出武周社会“黑暗”的结论。本文全面考察了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认为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指出用酷吏问题来否定武则天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武则天；酷吏；政敌　

　　收稿日期：1998－03－24·73·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1999）01－0037－05　

　　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一、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　

　　大家知道，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预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算起，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21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15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武则天辅政阶段历时23年。这一阶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参预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经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旧唐书》卷5）所以军国大事常由武则天处理。这种情况在宰相上官仪被杀后表现更为突出。史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201）这说明，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则天“内辅时政”，“忧劳天下”（《唐会要》卷63），是很有作为的。她不仅克尽妇职，亲祀先蚕，从驾封禅，重用学士，著书立说，而且上书言事，出谋划策，协助高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当时武则天是主张“以道德化天下”的（《新唐书》卷76）。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和苛政，希望通过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办法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当时她虽广开仕途，扶植新贵，但并没有使用过一个酷吏。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酷吏。很显然，武则天在辅政期间并无器重酷吏之事。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间较短，只有6年，但这6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在临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为的。她在《改元光宅赦文》中表示要“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全唐文》卷96）。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以报答唐高宗的顾托和天下人的推戴。为此，她决定旗帜尚“金”，同时改变百官服色和称谓，准备通过网罗人才、放宽刑法的办法“大收人望”（《旧唐书》卷50）。但是，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天下颇多流言异议”（《旧唐书》卷90）。光宅元年（684）九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对武则天形成很大的威胁。叛乱平息后，武则天改元“垂拱”，仍表示要一如既往，无为而治。她在《颁行律令格式制》中说：“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元为，业光刑措。”（《唐大诏令集》卷82）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她的理想无法实现。由于“将相阴谋”（《通典》卷169），“人多逆节”（《旧唐书》卷91），武则天不得不用酷吏来打击政敌。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武则天才开始重用酷吏。垂拱初年，酷吏兴起，索元礼、周兴、万国俊等纷纷出笼，造成了恐怖气氛。但垂拱四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酷吏的活动就大大减少了。　

　　当皇帝的15年是武则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支持武则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对武则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清除政敌，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在天授年间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较多，大酷吏来俊臣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种局面维护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不再器重酷吏。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颁发了《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她说：“崇德简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国之良图。”“今远近无缧绁之冤，老幼有歌谣之乐。人皆迁善，政在维新。丹笔刑官，已绝埋梧之听；黄沙狱户，将为鞠草之场。”“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元为之化。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布告天下，识朕意焉。”（《唐大诏令集》卷82）显然，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死鼠殆尽。从这时起，到武则天退位，再也没有出现过酷吏。　

　　二、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　

　　武则天之所以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本来是反对滥刑，反对酷吏的；当她的统治受到政敌严重威胁的时候，她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无情地予以抛弃。种种迹象表明，酷吏不过是武则天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首先，酷吏是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兴起的。武则天扶持酷吏是徐敬业起兵以后的事。文明元年秋，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资治通鉴》卷203）这次起兵虽很快平定，但隐藏下来的反对派仍有很大势力。这些人“密有匡复之志”（《旧唐书》卷76），时刻准备颠覆武则天的统治。由于这些人尚未起兵造反，不能用大军征讨，只能用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惩治。所以当有人建议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旧唐书》卷183）的时候，武则天便改变了以往对酷吏的态度，开始扶持酷吏。史载：垂拱元年（685），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资治通鉴》卷203）。大凡善于罗织者皆得到武则天的扶持。如来俊臣告密不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太平广记》卷267），使“朝官侧目”（《朝野佥载》卷3）。傅游艺滥刑之后，“基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资治通鉴》卷203）。如果没有武则天的支持，垂拱、天授之际绝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酷吏。　

　　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则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旧唐书》卷50），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让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诛锄异己，铲除政敌。而酷吏大体上也都有揣时希旨的本领，“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唐会要》卷41），“执法不挠”（《文苑英华》卷674），“务在诛夷”（《旧唐书》卷85）。不仅惩治武则天的政敌，就连“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穷捕考校”（《旧唐书》卷50）。为了摄服罪犯，他们往往“竟为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资治通鉴》卷203）据说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资治通鉴》卷204），丘神责力亦破千余家（《旧唐书》卷186），吉顼等破三十六家，“亲故连累鼠逐者千余人”。酷吏的这些做法，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武则天的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旧唐书》卷90）。《新唐书》的作者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新唐书》卷209）。《旧唐书》的作者也说武则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这说明，酷吏在武则天称帝前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帮助武则天诛杀政敌。再者，酷吏的衰亡也与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武则天两度重用酷吏，只是为了消灭政敌，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她不允许酷吏有其他“越轨”行为，尤其是政敌被杀、政局稳定之后，武则天立即改变了对酷吏的态度，由重用变为抑制。随着武则天态度的转变，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载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刚刚稳定，武则天即贬杀了酷吏丘神责力、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丘神责力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的。（《新唐书》卷209）周兴被告“谋反”，“诏宥岭南，在道为仇人所杀”，索元礼“座赃贿”，列于狱中。（《朝野佥载》卷2）傅游艺“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长寿（692－693）以后，主要的反对派大体上已被消灭，“众心已定”（《资治通鉴》卷205），武则天再次决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旧唐书》卷6）。酷吏候思止、来子王旬、王弘义、郭霸、万国俊等相继死亡。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下令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次年，将用法宽平的徐有功擢拜为“左台殿中侍御史”（《资治通鉴》卷205）。神功元年（697）六月，下《暴来俊臣罪状制》，把来俊臣送上了断头台。就这样，酷吏被武则天无情地抛弃了。　

　　三、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　

　　由于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每个酷吏的履历就会明白。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11位著名的酷吏，他们是丘神责力、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王旬、郭霸和吉顼。这些酷吏的经历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　

　　丘神责力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始任左金吾卫将军。翌年赴巴州监视章怀太子，因章怀太子自杀，左迁为叠州刺史。垂拱年间官复旧职，与周兴等人推鞫制狱，以酷暴著称。垂拱四年率军镇压越王贞的叛乱，以功加左金吾大将军。天授二年下狱伏诛。索元礼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故史书上说他是“胡人”。武则天在平息徐敬业叛乱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礼向武则天告密，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被“擢为游击将军”，并成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狱的酷吏。据说索元礼“性残忍”，武则天曾多次召见索元礼，“张其权势”。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杀时，索元礼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朝野佥载》卷2），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　

　　候思止本为高元礼家奴，以密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起家。初任“游击将军”。天授三年升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等推案制狱，“苛酷日甚”。后因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被宰相李昭德处死。　

　　万国俊系洛阳人氏，少年时以险诈闻名。垂拱以后，任司刑评事，与来俊臣制造《罗织经》，受到来俊臣的赏识，被引为判官。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氏同按制狱。长寿二年赴岭南杀流人，授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不久病死。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任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升为左台侍御史。常与来俊臣“罗告衣冠”，推鞠狱讼。延载元年（694）被流放至琼州。后矫诏北返，事泄被杀。　

　　周兴少以明习法律入仕。初任尚书省都事，后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间屡受制狱。天授元年九月晋升尚书左丞。次年十一月与丘神责力同时下狱，论罪当死，武则天“特免之”，流放岭外，死于道中。　

　　来俊臣垂拱年间以上书告密受到武则天接见。天授元年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开始推按制狱。天授二年任左台御史中逊，与其党徒造《罗织经》，以残暴酷烈著名，成为影响最大的酷吏。如意元年（692），诬告大臣狄仁伙等六人“谋反”，又推鞠大将军张虔勖等人于洛阳牧院。长寿二年升为殿中丞。坐赃，被贬为同州参军。万岁通天元年（696）召为全宫尉。不久升任洛阳令、司农肖卿。其后欲诬告皇嗣、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结果落了个被“弃市”的下场。　

　　傅游艺载初元年（689）为合宫主簿。累迁左肃政台御史、左补阙。因“上书称武氏符瑞”，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擢拜给事中。数月后入相。不久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武则天改唐为周后，赐姓武氏，加银青光禄大夫。一年之中连升数级，“时入号为四时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谋反”，命丧黄泉。　

　　来子王旬永昌元年（689）上书言事称旨，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按照武则天的旨意推鞠诏狱。天授年间告雅州剌史刘行实兄弟谋反，迁游击将军。长寿元年被流配爱州。　

　　郭霸天授二年以宋州宁陵县丞应“革命”举，至神都洛阳担任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迁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官至右台侍御史。后疑惧自杀。　

　　吉顼举进士，累迁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告刘思礼等人谋反，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圣历二年以天官侍郎身份入相。后与武懿宗争功，被贬为琰川尉，再转安固尉，死于任所。　

　　从上述情况来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他们或“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或“纠举百僚，推鞠狱讼”（《旧唐书》卷44），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这11位酷吏中，影响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官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官止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在当时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两个人。傅游艺从天授元年（690）九月十三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自杀，当宰相有一年多时间。在当宰相的一年间只有两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武则天“大义灭亲”，诛杀皇室成员；一是陷害流人，说被流放的犯人“怨望”，请发六道使以杀之。吉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中。他在圣历二年（699）腊月二日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700）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贬出朝廷，为相时间还不足一年，在政治上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新唐书》卷117）至于其它的酷吏，就更不能参预朝政了。由此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作威作福”，但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　

　　事实上，武则天一直把行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特别是在临朝和称帝的21年间，她总是日理万机，躬亲庶政，“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全唐文》卷96）协助她处理朝政的主要人物不是酷吏，不是外戚，也不是男宠，而是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才。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05中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段话就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真实写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微妙的。在酷吏问题上，武则天的心理是矛盾的。从总体上看，她是反对滥刑，鄙视酷吏的，她要约法省刑，以“道德”化天下。但当她的统治受到反对派的严重威胁时，又不得不纵恿酷吏，滥用刑法，打击政敌。所以武则天只是把酷吏当作消灭政敌的工具；而酷吏也只是充当了“鹰犬”的角色。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此外，武则天在重用酷吏的时候也重用过许多“循吏”。因此，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是很不恰当的。值得注意的是，酷吏并不是武则天的发明。早在西汉时期就曾出现过不少酷吏。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酷吏立传以来，《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这说明酷吏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毋庸讳言，酷吏的某些作法是残暴的，影响是恶劣的。但是对各个时代酷吏的作用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武则天曾两度重用酷吏，完全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汉武帝也曾重用过十二位著名的酷吏，并没有人把汉武帝说成暴君。为什么一定非要把使用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主要根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