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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后残杀迫害雷厉风行之时，大唐臣子之中，尚有一些忠贞不阿之士，或为正义而甘心就死，或尽其所能，与淫邪之徒作殊死之争，正直之气得以不绝于人寰，人类之前途，赖以保存一线之希望。中书侍郎刘祎之被害一案，便是一例。曾有人闻听刘祎之说武后当还政于太子，以安天下，因此获罪。武后遣肃州刺史王本立鞫治，王本立拿武后的敕旨给刘祎之看，祎之说：“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祎之否认武氏的敕合法，因为未曾经过门下省，这种合法手续，当时的人早已忘光了。在受审之时，虽然朋友严厉警告他，他并不撤销前言。他的确说过武后应当归政于皇上。他说这话并非不忠，并非违犯国法，此种主张应当坚持。来俊臣逼迫他牵累旁人，他严词拒绝。他说：“皇天在上，刘祎之决不做告密之徒！”武后赐他自缢身死。他在狱中上疏自陈，大义凛然。他与家人共进最后一餐，向家人告别，身着朝服，从容自缢。此种情形，完全与韦方质、魏玄同、欧阳通三人死时一样（见《武后谋杀表三》第17、12、30号）。
还有一些御史大夫为维持国法尊严，拒绝同流合污，不肯残害忠良。李日知曾拒绝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判罪。那桩案件在诸御史之间反复论辩多次。一个御史说：“我以侍御史之身份断言，绝不容此人活命。”当时李日知也身为御史，参与鞫治，他说：“我李日知在职一日，此人便不得处死。”
另外还有两个有名的御史，尽力为清白无辜的人辩护，一个是许禹公，一个是杜景俭，在本书后部此二人地位将日趋重要。许禹公不肯用刑逼供，部下都大受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被告常说：“我们不知谁来审判，若是来俊臣、索元礼，我们是活该命终，若是许杜二位，我们就可以活命了。”有一次，许禹公鞫治殷王旦的岳母，发现罪证不足，不与判罪。案子最后闹到武后驾前，许禹公与武后激辩，他说殷王旦的岳母在女儿在宫中神秘地死亡之后（见三十八章），为女儿念经祷告过，这样祷告不能算犯罪，他自己身为御史，理当维护国法。
武后问：“据我所闻，你把很多人宣判无罪，什么缘故？”
许禹公简洁有力地回奏说：“臣未能把一些人判罪而将他们释放，这或许有。在臣，释放一个有罪之人，乃为大过；而保护无辜，使其免受诬害，当为明主贤君之至德。”
许禹公遭受了贬谪。但是武后还记得他，几年之后又把他召回朝廷，授予官职。由此可见武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时不知道得清清楚楚，把许禹公这样正直贤良之臣，在武后地位已经巩固，恐怖已无必要之后，都曾召回朝廷，重与任用。武后知人善任，或用一恶汉，或用一忠良，全因事而定。
还有诗人陈子昂，在武后垂拱二年三月，逮捕诬陷正雷厉风行之时，觉得理当上书进谏。那时他在尚书省身为小吏，专司公文文字正讹改误。从他的奏折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拾遗上武后表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倡祸乱，将息宁源，穷其党羽，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民涉迹嫌疑，群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伐吊罪之意也。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反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犯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满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子昂书奏达武后，自然没有下文，但也没有直言获罪。在奏折结尾处，子昂征引前代史实，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忠心耿耿，流露于字里行间。他说，如此迫害无辜，一至黎民离心背德，群起叛变，其势将益猛烈。其实子昂所见并不全对。因为一旦恐怖气氛到处弥漫，大批逮捕成为日日常事，行刑处死者拥塞街头，全国之大，无不互相揭发控告，群起反抗便无从实现了。武后没有做错，她深知自己的做法很对。在武后永昌元年三月至十月，又在大屠杀如火如荼之时，子昂奋斗不懈，屡次上书，奏请武后罢酷刑行仁政。所以陈子昂可称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及国家法律而奋斗之第一人。若与同时专写诗向武后及其面首歌功颂德的两个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相比，陈子昂不愧是百姓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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