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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有很多，最出名的大概要数无字碑了。郭沫若曾经猜测为是否武则天自己所立，意为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因为完整版的武则天遗诏尚未发现，这一说法很难得到证实，倒是可以找到不少反证。说来中国帝王陵寝按例是不立碑的，武皇破例为高宗李治树立述圣碑并亲自撰文，述圣碑也由此成为中国帝王陵墓建筑中最早的歌功颂德碑。但这一做法并未被宋元时代沿袭，而是从明代才开始继承、发展、定型，以至于完善。然而帝王身后事多由继位者评述，鲜有自己生前拟定的，因此无字碑为中宗李显所立的可能性最大。据说碑上原本已经打好了格子，但由于中宗对于母亲的复杂心事，以及神龙年间诡谲的政局，难以对武皇做出定评，终于还是以不置一词作罢。
不过郭沫若的这个说法却是流传最广的，也许在普通大众心里，也只有“功过是非任君评述”的气魄，才能配得上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传奇性的一生。
兴亡千载事悠悠。的确，尽管世易时移沧海桑田，武则天这个名字从未被人淡忘过，关于她历史地位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即使在唐代，人们对她的认识也不统一。中宗复国登极之初，对于母亲余悸犹存，且碍于母子孝道，不愿受以“五王”为首的亲李唐派大臣挟制等原因，官方论调对武皇仍然极为尊崇，承认周朝是正统王朝，武则天的地位是皇帝，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在武皇生前，公开为武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宣称武皇“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
二、 武皇去世后，李唐太庙中以武皇配高宗，题名依然是“天皇圣帝武氏”，并且按照为帝王修实录的旧例，诏令武三思魏元忠等亲附武周的大臣修成《则天实录》20卷。
三、 中宗原本以光武自比，富国后下令在全国各州设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后有人提醒他这表示对武周的否定，中宗便立刻改“中兴”为“龙兴”，统一了认识。
而至睿宗时代，情况又有改变，对武皇的称呼先后有“天后”、“大圣天后”，以及“天后圣帝”等，大抵在皇后和皇帝之间摇摆。毕竟睿宗和当时权势极盛的太平公主都是武皇亲生子女，不会做得太绝。直至玄宗践祚，才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先后毁天枢，改明堂，李唐太庙中的“天皇圣帝武氏”也由此变成了“则天皇后武氏”。至天宝八年，玄宗上尊号自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又把祖宗八代全部封了个遍，所有唐代皇帝都称为“大圣皇帝”，如高祖谥为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为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为天皇大圣皇帝，等等，搞到后来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只好改称庙号或年号。但玄宗对于皇后的称呼却非常吝啬，除废后外，统统改称“顺圣皇后”，表示她们都是李家的媳妇，也仅仅只是李家的媳妇，其中便有曾纵横一世的武皇——“则天顺圣皇后”。这个称号就此成为武皇的定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她在唐代官方的地位是皇后、太后，而非皇帝。
而到了唐代晚期，武则天不仅被摈出皇帝之列，她的以周代唐也被视为篡夺行为，武周成了伪朝。盛唐时李白诗云：“中国有七圣”，指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七帝。而到唐末黄巢之乱时则有“十八叶天子”的说法，指上述七圣中武则天以外的六帝，再加以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当朝皇帝僖宗等１２位，共18位。
唐后期已然如此，极重礼法的宋代史官自然更不客气，宋代修成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提到武皇一律统称为“武后”或者“太后”，其他皇帝则称为“上”或者“帝”。宋人汇编的唐代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口径一致，凡帝王部分一概不收武则天，只当她君临天下十五年的史实不存在。
至于武周政权，中宗倒是认可武周为合法政权，只是周唐一体，武周即是李唐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个家有时候父亲当家，有时候母亲当家。后世则认为武周是伪朝，而“上不斩唐祀，下不绝唐嗣”，因此也不能算独立王朝。这是说，武皇宣称帝位来自于李唐三帝，自己为代子临朝，就算她做了皇帝，李唐太庙的香火也从未断过，后来又把帝位交还给儿子，自称为李家媳妇，要求归附陵寝，所以不能视为独立王朝。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见仁见智吧。
而比武则天的历史地位更具争议的，是她的政绩。略过封建史家基于“牝鸡司晨”对她的种种辱骂不谈，现代史家对她的评价也很不一致。持肯定意见的80年代前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汪篯、韩国磐等，80年代后有赵文润、王双怀、胡如雷等。汪篯认为“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凭这两点，就可以充分肯定武则天”。
胡如雷也认为武则天是个应该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因为她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肯定中也应当掌握分寸，不能评价过高。因为，武氏的消极政策和措施（主要指酷吏、贪官、奢侈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进步起了拖后腿的作用。[1]
而持否定意见的人也绝对不少，80年代前有吕思勉、岑仲勉、熊德基等，80年代后有黄永年、雷家骥等。黄永年发表的《武则天真相》一文，对她 “得到高宗信任”、“得到人民拥护”、“知人善任”、“对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等说法，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最后干脆来了一句：不要因为她是女的就特殊照顾。
那么该如何评价武则天呢？她究竟是郭沫若笔下的“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杰出女政治家，还是岑仲勉口中“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只是捡了个馅饼吃侥幸没饿死的篡位者？每个人的着眼点不同，看重之处也不同，实在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既然写了这篇文，说不得也只能加入到这场口水战中。^_^
要评价一个帝王，私德不影响其政绩，故此武氏杀子杀媳及养面首之类此处略而不论，主要论述其内政和外交。其掌控天下的时间可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开始算起，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中宗复国为止，大约25年左右，其中独立掌政21年（自弘道元年12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权后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削弱相权和加强监察力度两方面。由武皇开始，太宗开创的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为了以中书省为主。按唐制，中书省出旨，门下省负责封驳，并有权驳回帝王所下的圣旨，因此门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相权对于皇权的牵制能力减弱。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呼，不得进入政事堂，不再成为真宰相。武皇更大力提拔资历较浅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谓，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
加强监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各州县，所到之处震慑官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酷吏和铜匦也是为监察百官而设。酷吏是武周开国的大功臣，但对社会来说自然是一大弊政。而铜匦除了告密之外，还兼具自荐、直言等功能，这些在武周后期已经得到发挥，因此人亡并未政息，匦检制度一直有延续下去，最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对于武氏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很难以进步与退步来一言判定，只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她巩固帝位有很大帮助，而皇权的稳固客观来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武周时代的政局当然比太宗高宗时代动荡，但考虑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冲击，又觉得区区一个扬州之乱，实在不算什么了。武氏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比如穷乡僻壤间也在推行应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书•集成载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七O三年)三月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可见偏远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而她对于相权的削弱，也必须看到这是在封建皇权一路走强的大趋势下，故此扣上一个破坏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过。玄宗时代倒是权相秉政，地方失于监控，但也由此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安史之乱。
用人方面，史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尽管她有种种失误，任用了如来俊臣之类的酷吏、杨再思等的谄媚之辈，杀了黑齿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将，但总的说来，她很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自己服务。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马屁平衡心态，执掌中枢的主要还是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才学之士，虽然她常常定期更换清理^_^ 从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为相，但过不了几天就罢相来看，在亲与贤之间，她还是能把握好分寸的。她在位期间，大力提倡科举制，破格用人，科举出身的宰相上升到27人，几乎占到宰相人数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时期宰相基本由高门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重要阶段。通过自荐和试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租和新兴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也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不坠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则是滥官，宰相最多时达到了十几个，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对于科举制的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开殿试、开武举，首创糊名、誊录，独重进士科，以词赋文采作为录取标准等举措，无一不为后世借鉴沿用。唐代科举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后成倍增加，拜相人数自她登基以后大幅度上涨，因此无法否定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是以科举出身者为中心。不过她在大兴科举的同时，轻儒学，废学校，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奴婢部曲制度的打击。唐代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以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地位有所提高。汪篯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
经济和文化方面个人认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处。武氏对于农业的重视，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认可。做皇后期间她便多次主持劝课农桑的亲蚕仪式，上书建言十二事里也着重提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以她的名义编写删定了一本名为《兆人本业记》的农书，颁发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本由最高统治者御撰的农书。登基为帝后她重视兴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达20多项，在唐代诸帝中仅次于统治天下45年的唐玄宗，南至江苏、广西，北至青海、内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9万亩之多。尤其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手工业等均进步显著。全国人口自永徽三年的385万户，增长至神龙元年的615万户，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长率，反映出高宗武皇的统治时期基本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天灾人祸。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武周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有学者认为武周的经济发展是初唐的马鞍型低谷，因其发展速度不及贞观，经济规模不及开元，但这本身就表明武周时代的经济有继续向前发展，以此来表明武则天的统治不力，是不恰当的。
武氏经济方面的失分一在于逃户，二在于恶钱。史书上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说法，虽不免夸大，但武周时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应是事实。只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并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减少等自然迁徙的因素，武氏对逃户采取了宽容态度，允许他们在新乡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带来的压力。然而无可否认，户籍的疏于管理对于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禁断恶钱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时代，还令宋璟头疼不已，直接导致了他罢相[2]。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渐趋奢靡，广建宫室，修明堂，立天枢，铸九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府库为之耗竭。考虑到老太太毕生心血注定一朝而亡，想在临死前过把瘾，这心态也颇可理解，毕竟天下哪有那么多大公无私的帝王。不过不管怎么花钱，武氏始终注意不超越最后的底线，她会去敲诈胡商，向僧尼收税，甚至要求京官减两月俸禄来筹钱，但决不去动用为赈灾而设的义仓，不去卖官鬻爵，比她儿子还是强多了。
文化建设则是武氏的强项。《全唐诗》将有唐三百年风骚归功于太宗名下，但文艺之盛实始于武周时代。贞观仍处于南北文风交融的时期，君臣致力于淳风俗教化，将文学视为点缀升平的余事，虽然喜爱，却并未全情投入。而武氏对于文学的醉心自非贞观君臣所及，由她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文变成了词藻文采，带动文风大畅，名家辈出。先后出现了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首位史学理论批评家刘知几等等，沈宋奠定律诗雏形，陈子昂高举建安风骨，上官婉儿引领宫廷诗人，可谓星光熠熠，开盛唐时代文坛繁盛之先声。这期间的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也极一时之盛。这可从唐人的诗文笔记中看出，当时的社会开放而宽容，男女都很喜欢户外运动、歌舞、及宴饮。
宗教方面，佛教大盛。直接受到武皇扶持的有华严宗、禅宗和律宗，隋唐八宗里就占了三个宗派，其间出现的译经大师有实叉难陀、义净等。道教的地位虽比李唐时有所下降，但她并未着力打压，反而肯定“老子化胡”为事实，道士马元贞等也颇受她的重用，和道士郭行真、明崇俨的关系更是为人熟知了。域外宗教如摩尼教也在这个时候传播于中原。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的内政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说功大于过应不为过。个人认为其最大弊政在于法制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虽然这些不能以国计民生的硬指标来衡量，但影响深远，诚为憾事。
（未完，下半部分明天贴）
军事外交方面是武皇最受人诟病之处，岑仲勉便尖锐地指责她“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以此否认她的政绩。比起太宗高宗时代天可汗对外战争中的咄咄逼人威风八面，武周的对外战绩的确不理想，但也不像有些网文渲染得那样夸张。以她最为人指责的契丹营州之乱为例，从头到尾也就扰攘了一年左右，只是老太太喜欢改年号，东一个万岁通天，西一个万岁登封，好端端的一年里就改了三四次，不知道的还以为打了很久。对付吐蕃的战绩也不算差，安西四镇在垂拱年间失去，但也是在她手里夺回来的，并力排众议派驻军队常驻四镇，从而结束了四镇建立以来一直不稳定的局面。又于长安二年（公元703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麓，与安西分治天山南北，唐代西陲军府二元化的管理体制自是形成。自她收复四镇以来，至安史之乱爆发，西域一直牢牢掌握在唐军手里，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吐蕃的野心，也遏制了后突厥帝国的势力扩张。因此日后突厥无法南下侵唐，也无法染指西域，终至渐渐败亡。然而她对付后突厥一直束手无策，默啜可汗老奸巨滑，又有一个中国通暾欲谷做军师，对于不谙军事的武皇来说，的确很难搞定。
这些一时的胜负其实并非关键，武皇对于大唐国防军事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府兵制的衰落和马政的弛废上。一般公认武周时期府兵崩坏的速度骤然加剧，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府兵在对外战争中的实际作用有所争议，但府兵制作为唐前期的重要军事制度，其败坏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而战马则在冷兵器时代的交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唐开国时相当重视，高宗麟德年间有马76万匹，为唐代的极盛时期。而武皇当政时期，或由于管理不善，或由于蛮族劫掠，到了玄宗即位时已只有20多万匹，数量下降非常惊人，经过几十年的恢复，也不过40多万匹，难以再现麟德时的盛况。兵源枯竭，马匹缺失，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武周时的军队战斗力不佳，也就不足为奇。
武皇当政时的内政外交大致如此，很难给予一个简单的评价。她有惊世之才，却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巩固帝位上，一定程度影响了她的政绩。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她执政的几十年里，同时播下了唐朝繁盛和危机的种子，是幸运也是不幸，这两点都被她的孙子李隆基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外，我们在评价她的功过是非之时，还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其二是她的性别因素。无论宰相职权的削弱，科举制的兴盛，还是府兵制的败坏，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武则天只是起到了一个加速的作用，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武则天，帝王对相权的限制仍会越来越严，庶族官僚迟早仍会取代贵族政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府兵制仍会衰落下去，只是不会有那么快而已。但这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已足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命运。
其次，武则天之所以受人瞩目，很大程度上在于她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不少人因这个原因无条件地支持她，也有不少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反对她，特别在女权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她更被视为妇女解放的象征，一个男权社会的反叛者和挑战者，以致武周政权的终结也因此被赋予某种悲剧色彩和象征意义。但征诸史实，很难说明她是个积极主动的女权主义者，她旨在提高自身地位的举措也很难上升到妇女解放的高度。女巡按谢瑶环和开女科举的故事，只是民间传说和文人的妙笔生花，历史上的武则天从未任命女子出任宫廷以外的职官。一代才女上官婉儿只是她身边的女秘书，远没有中宗时期女中宰相的风光。
而她被女权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一些举措如延长为母亲的服孝期等，应视为提高儒家孝道的母权，而不是女权，其主要的目的是借助母亲的身份来压制儿子，而不是被歧视被迫害的妇女反抗男权。在这方面，甚至韦后都比她更具自觉性，韦后有打算将安乐公主立为皇太女，彻底改变封建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但武皇却似乎根本就没想过可以把太平公主作为皇位继承人。她以女子自身登临帝位，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很多女子的偶像，但她本身却并非一个女权主义的旗手。
但个人认为，这可能正是武则天能成功登上皇位的原因，无论她的举动有多激烈，始终不超越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最后底线。她建立了武周王朝，却宣称帝位传承于李唐三帝，于是在朝臣们的心中，她终究还是以高宗的嫡妻、皇帝的母亲身份君临天下，在他们可以接受的伦理范围之内，而不是一个来自于外姓武家的篡夺者。而无论她心里怎么不甘，她还是将帝位还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李家主妇的身份归附李唐太庙，从而避免了被视为乱臣贼子反攻倒算的命运。
性别，使她得以凭借枕边人的身份取得李治的信任掌控朝政，也使她能以孝道为名压制儿子不便反抗从而独掌乾坤，也是她最终不能不终结武周还政李唐的决定性原因。武皇才华盖世，性格坚忍卓绝，运气也好得出奇，各种偶然的、必然的因素，最终将她推上了帝国的巅峰，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也无法复制的极致，但毕竟还是不能超越于整个时代。她纵然强悍得可以战胜自己，战胜命运，战胜世间所有人，但终究还是无法以一己之力，与历史和时间对抗。
个人与历史，瞬间与永恒。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要扮演，然而每个人也只能扮演他的角色罢了。时光悠悠，千年转瞬即过，一朝而亡的武周显得那么短暂，尽管那是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心血。在无尽的时空中，她的努力，她的挣扎，她的辉煌，她的悲欢，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而已。然而历史终究记取，她来到，她付出，她拥有，她获得，历史选择了她，她也在推动着历史。华夏千年的歌谣中，也吟唱着她的名字，至今仍在流传不歇。
正所谓：
天命自我有，无字碑在、任尔评说千载；
素手握乾坤，紫宸殿上、女帝唯我一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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