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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篇莫干山游记


  前天晚上,我九点钟就寝后,好像有什么求之不得似的只管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到了十二点钟模样,我假定已经睡过一夜,现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到案头来续写一篇将了未了的文稿。写到二点半钟,文稿居然写完了,但觉非常疲劳。就再假定已经度过一天,现在天夜了,再卸衣就寝。躺下身子就酣睡。

  次日早晨还在酣睡的时候,听得耳边有人对我说话:“Z先生来了!Z先生来了!”是我姐的声音。我睡眼蒙胧地跳起身来,披衣下楼,来迎接Z先生。Z先生说:“扰你清梦!”我说:“本来早已起身了。昨天写完一篇文章,写到了后半夜,所以起得迟了。失迎失迎!”下面就是寒喧。他是昨夜到杭州的,免得夜间敲门,昨晚宿在旅馆里。今晨一早来看我,约我同到莫干山去访L先生。他知道我昨晚写完了一篇文稿,今天可以放心地玩,欢喜无量,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好像知道我今天要来的!”我也学他叫一遍:“有缘!有缘!好像知道你今天要来的!”

  我们寒喧过,喝过茶,吃过粥,就预备出门。我提议:“你昨天到杭州已夜了。没有见过西湖,今天得先去望一望。”他说:“我是生长在杭州的,西湖看腻了。我们就到莫干山吧。“但是,赴莫干山的汽车几点钟开,你知道么?”“我不知道。横竖汽车站不远,我们撞去看。有缘,便搭了去;倘要下午开,我们再去玩西湖。”“也好,也好。”他提了带来的皮包,我空手,就出门了。

  黄包车拉我们到汽车站。我们望见站内一个待车人也没有,只有一个站员从窗里探头出来,向我们慌张地问:“你们到哪里?”我说:“到莫干山,几点钟有车?”他不等我说完,用手指着卖票处乱叫:“赶快买票,就要开了。”我望见里面的站门口,赴莫干山的车子已在咕噜咕噜地响了。我有些茫然:原来我以为这几天莫干山车子总是下午开的,现在不过来问钟点而已,所以空手出门,连速写簿都不曾携带。但现在真是“缘”了,岂可错过?我便买票,匆匆地拉了Z先生上车。上了车,车子就向绿野中驶去。

  坐定后,我们相视而笑。我知道他的话要来了。果然,他又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我们迟到一分钟就赶不上了!”我附和他:“多吃半碗粥就赶不上了!多撤一场尿就赶不上了!有缘!有缘!”车子声比我们的说话声更响,使我们不好多谈“有缘”,只能相视而笑。

  开驶了约半点钟,忽然车头上“嗤”地一声响,车子就在无边的绿野中间的一条黄沙路上停下了。司机叫一声“葛娘!”跳下去看。乘客中有人低声地说:“毛病了!”司机和卖票人观察了车头之后,交互地连叫“葛娘!葛娘!”我们就知道车子的确有笔病了。许多乘客纷纷地起身下车,大家围集到车头边去看,同时问司机:“车子怎么了?”司机说:“车头底下的螺旋钉落脱了!”说着向车子后面的路上找了一会,然后负着手站在黄沙路旁,向绿野中眺望,样子像个“雅人”。乘客赶上去问他:“喂,究竟怎么了!车子还可以开否?”他回转头来,沉下了脸孔说:“开不动了!”乘客喧哗起来:“抛锚了!这怎么办呢?”有的人向四周的绿野环视一周,苦笑着叫:“今天要在这里便中饭了!”咕噜咕噜了一阵之后,有人把正在看风景的司机拉转来,用代表乘客的态度,向他正式质问善后办法:“喂!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修好它?难道把我们放生了 ?”另一个人就去拉司机的臂:“嗳你去修吧!你去修吧!总要给我们开走的。”但司机摇摇头,说:“螺旋钉落脱了,没有法子修的。等有来车时,托他们带信到厂里去派人来修吧。总不会叫你们来这里过夜的。”乘客们听见“过夜”两字,心知这抛锚非同小可,至少要耽搁几个钟头了,又是咕噜咕噜了一阵。然而司机只管向绿野看风景,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于是大家懒洋洋地走散去。许多人一边踱,一边驾司机,用手指着他说:“他不会修的,他只会开开的,饭桶!”那“饭桶”最初由他们笑骂,后来远而避之,一步一步地走进路旁的绿荫中,或“矫首而遐观”,或“抚孤松而盘桓”,态度越悠闲了。

  等着了回杭州的汽车,托他们带信到厂里,由厂里派机器司务来修,直到修好,重开,其间约有两小时之久。在这两小时间,荒郊的路上演出了恐怕是从来未有的热闹。各种服装的乘客──商人、工人、洋装客、摩登女郎、老太太、小孩、穿制服的学生、穿军装的兵,还有外国人,──在这抛了锚的公共汽车的四周低徊巡游,好像是各阶级派到民间来复兴农村的代表,最初大家站在车身旁边,好像群儿舍不得母亲似的。有的人把车头抚摩一下,叹一口气;有的人用脚在车轮上踢几下,骂它一声;有的人俯下身子来观察车头下面缺了螺旋钉的地方,又向别处检探,似乎想捡出一个螺旋钉来,立即配上,使它重新驶行。最好笑的是那个兵,他带着手枪雄愤地骂,似乎想拔出手枪来强迫车子走路。然而他似乎知道手枪耍不过螺旋钉,终于没有拔出来,只是骂了几声“妈的”。那公共汽车老大不才地站在路边,任人骂它“葛娘”或“妈的”,只是默然。好像自知有罪,被人辱及娘或妈也只得忍受了。它的外形还是照旧,尖尖的头,矮矮的四脚,庞然的大肚皮,外加簇新的黄外套,样子神气活现。然而为了内部缺少了小指头大的一只螺旋钉,竟暴卒在荒野中的路旁,任人辱骂!

  乘客们骂过一会之后,似乎悟到了骂死尸是没用的。大家向四野走开去。有的赏风景,有的讲地势,有的从容地蹲在田间大便,一时间光景大变,似乎大家忘记了车子抛锚的事件,变成picnic(1)一群。我和Z先生原是来玩玩的,方事随缘,一向不觉得惘怅。我们望见两个时鬃的都会之客走到路边的朴 陋的茅屋边,映成强烈的对照,便也走到茅屋旁边去参观。Z先生的话又来了:“这也是缘!这也是缘!不然,我们哪得参观这些茅屋的机会呢?”他就同闲坐在茅屋门口的老妇人攀谈起来。

  “你们这里有几份人家?”

  “就是我们两家。”

  “那么,你们出市很不便,到哪里去买东西呢?”

  “出市要到两三里外的××。但是我们不大要买东西。乡下人有得吃些就算了。”

  “这是什么树?”

  “樱桃树,前年种的,今年已有果子吃了。你看,枝头上已经结了不少。”

  我和Z先生就走过去观赏她家门前的樱桃树。看见青色的小粒子果然已经累累满枝了,大家赞叹起来。我只吃过红了的樱桃,不曾见过枝头上青青的樱桃。只知道“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颜色对照的鲜美,不知道樱桃是怎样红起来的。一个月后都市里绮窗下洋瓷盆里盛着的鲜丽的果品,想不到就是在这种荒村里茅屋前的枝头上由青青的小粒子守红来的。我又惦────── (1) 意即野餐。──编者注。记起故乡缘缘堂来。前年我在堂前手植一株小樱桃树,去年夏天枝叶甚茂,却没有结子。今年此刻或许也有青青的小粒子缀在枝头上了。我无端地离去了缘缘堂来作杭州的寓公,觉得有些对它们不起。我出神地对着樱桃树沉思,不知这期间Z先生和那老妇人谈了些什么话。

  原来他们已谈得同旧相识一般,那老妇人邀我们到她家去坐了。我们没有进去,但站在门口参观她的家。因为站在门口已可一目了然地看见她的家里,没有再进去的必要了。她家里一灶、—床、一桌,和几条长凳,还有些日用上少不得的零零碎碎的物件。一切公开,不大有隐藏的地方。衣裳穿在身上了,这里所有的都是吃和住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设备,除此以外并无一件看看的或玩玩的东西。我对此又想起了自己的家里来。虽然我在杭州所租的是连家具的房子,打算暂住的,但和这老妇人的永远之家比较起来,设备复杂得不可言。我们要有写字桌,有椅子,有玻璃窗,有洋台,有电灯,有书,有文具,还要有壁上装饰的书画,真是太噜苏了!近来年励行躬自薄而厚遇于人的Z先生看了这老妇人之家,也十分叹佩。因此我又想起了某人题行脚头陀图像的两句:“一切非我有,放胆而走。”这老妇人之家究竟还“有”,’所以还少不了这扇柴门,还不能放胆而走。只能使度着噜苏的生活的我和Z先生看了十分叹佩而已。实际,我们的生活在中国说算是噜苏的了。据我在故乡所见,农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码设备以外,极少有赘余的东西。我们一乡之中,这样的人家占大多数。我们一国之中,这样的乡镇又占大多数。我们是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噜苏生活的人;享用了这些噜苏的供给的人,对于世间有什么相当的贡献呢?我们这国家的基础,还是建设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工农上面的。

  望见抛锚的汽车旁边又有人围集起来了,我们就辞了老妇人走到车旁。原来没有消息,只是乘客等得厌倦,回到车边来再骂脱几声,以解烦闷。有的人正在责问司机:“为什么机器司务还不来?“你为什么不乘了他们的汽车到站头上去打电话?快得多哩!”但司机没有什么话回答,只是向那条漫漫的长路的杭州方面的一端盼望了一下。许多乘客大家时时向这方面盼望,正像大旱之望云霓。我也跟着众人向这条路上盼望了几下。那“青天漫漫覆长路”的印象,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可以画得出来。那时我们所盼望的是一架小汽车,载着一个精明干练的机器司务,带了一包螺旋钉和修理工具,从地平线上飞驰而来;立刻把病车修好,载了乘客重登前程。我们好比遭了难的船飘泊在大海中,渴望着救生船的来到。我觉得我们有些惭愧:同样是人,我们只能坐坐的,司机只能开开的。

  久之,久之,彼方的地乎线上涌出一黑点,渐渐地大起来。“来了!来了!”我们这里发出一阵愉快的叫声。然而开来的是一辆极漂亮的新式小汽车,飞也似地通过了我们这病车之旁而长逝。只留下些汽油气和香水气给我们闻闻。我们目送了这辆“油壁香车”之后,再回转头来盼望我们的黑点。久之,久之,地平线上果然又涌出了一个黑点。“这回一定是了!”有人这样叫,大家伸长了脖子翘盼。但是司机说“不是,是长兴班。”果然那黑点渐大起来,变成了黄点,又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而停在我们这病车的后面了。这是司机唤他们停的。他问他们有没有救我们的方法,可不可以先分载几个客人去。那车上的司机下车来给我们的病车诊察了一下,摇摇头上车去。许多客人想拥上这车去,然而车中满满的,没有—个空坐位,都被拒绝出来。那卖票的把门一关,立刻开走。车中的人从玻璃窗内笑着回顾我们。我们呢,站在黄沙路边上蹙着眉头目送他们,莫得同车归,自己觉得怪可怜的。

  后来终于盼到了我们的救星。来的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小篷车。里面走出一个浑身龌龊的人来。他穿着一套连裤的蓝布的工人服装,满身是油污。头戴一顶没有束带的灰色呢帽,脸色青白面处处涂着油污,望去与呢帽分别不出。脚上穿一双橡皮底的大皮鞋,手中提着一只荷包。他下了篷车,大踏步走向我们的病车头上来。大家让他路,表示起敬。又跟了他到车头前去看他显本领。他到车头前就把身体仰卧在地上,把头钻进车底下去。我在车边望去,看到的仿佛是汽车闯祸时的可怕的样子。过了一会他钻出来,立起身来,摇摇头说:“没有这种螺旋钉。带来的都配不上。”乘客和司机都着起急来:“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多带几种来?”他又摇摇头说:“这种螺旋厂里也没有,要定做的。”听见这话的人都慌张了。有几个人几乎哭得出来。然而机器司务忽然计上心来。他对司机说:“用木头做!”司机哭丧着脸说:“木头呢?刀呢?你又没带来。”机器司务向四野一望,断然地说道:“同者百姓想法!”就放下手中的荷包,径奔向那两间茅屋。他借了一把厨刀和一根硬柴回来,就在车头旁边削起来。茅屋里的老妇人另拿一根硬柴走过来,说怕那根是空心的,用不得,所以再送—根来。机器司务削了几刀之后,果然发见他拿的一根是空心的,就改用了老妇人手里的一根。这时候打了圈子监视着的乘客,似乎大家感谢机器司务和那老妇人。衣服丽都或身带手枪的乘客,在这时候只得求教于这个龌龊的工人;堂皇的杭州汽车厂,在这时候只得乞助于荒村中的老妇人;物质文明极盛的都市里开来的汽车,在这时候也要向这起码设备的茅屋里去借用工具。乘客靠司机,司机靠机器司务,机器司务终于靠老百姓。

  机器司务用茅屋里的老妇人所供给的工具和材料,做成了一只代用的螺旋钉,装在我们的病车上,病果然被他治愈了。于是司机又高高地坐到他那主席的座位上,开起车来;乘客们也纷纷上车,各就原位,安居乐业,车子立刻向前驶行。这时候春风扑面,春光映目,大家得意洋洋地观赏前途的风景,不再想起那龌龊的机器司务和那茅屋里的老妇人了。

  我同Z先生于下午安抵朋友L先生的家里,玩了数天回杭。本想写一篇“莫干山游记”,然而回想起来,觉得只有去时途中的一段可以记述,就在题目上加了“半篇”两字。

  1935年4月22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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