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遠書城_四世同堂

二十三

　　錢先生慢慢的好起來。日夜裏雖然還是睡的時間比醒的時間多，可是他已經能知道饑渴，而且吃的相當的多了。瑞宣偷偷的把皮袍子送到典當鋪去，給病人買了幾隻母雞，專為熬湯喝。他不曉得到冬天能否把皮袍贖出來，但是為了錢先生的恢復康健，就是冬天沒有皮袍穿，他也甘心樂意。

　　錢少奶奶，臉上雖還是青白的，可是堅決的拒絕了李四大媽的照應，而掙扎著起來服侍公公。

　　金三爺，反正天天要出來坐茶館，所以一早一晚的必來看看女兒與親家。錢先生雖然會吃會喝了，可是還不大認識人。所以，金三爺每次來到，不管親家是睡著還是醒著，總先到病榻前點一點他的四方腦袋，而並不希望和親家談談心，說幾句話兒。點完頭，他擰上一袋葉子煙，巴唧幾口，好象是表示：“得啦，親家，你的事，我都給辦了！只要你活著，我的心就算沒有白費！”然後，他的紅臉上會發出一點快活的光兒來，覺得自己一輩子有了件值得在心中存記著的事——發送了女婿，親家母，還救活了親家！

　　對女兒，他也沒有多少話可講。他以為守寡就是守寡，正象賣房的就是賣房一樣的實際，用不著格外的痛心與啼哭。約摸著她手中沒了錢，他才把兩三塊錢放在親家的床上，高聲的仿佛對全世界廣播似的告訴姑娘：“錢放在床上啦！”

　　當他進來或出去的時候，他必在大門外稍立一會兒，表示他不怕遇見冠家的人。假若遇不見他們，他也要高聲的咳嗽一兩聲，示一示威。不久，全胡同裏的小兒都學會了他的假嗽，而常常的在冠先生的身後演習。

　　冠先生並不因此而不敢出門。他自有打算，沉得住氣。“小兔崽子們！”他暗中咒駡：“等著你們冠爺爺的，我一旦得了手，要不象抹臭蟲似的把你們都抹死才怪！”他的奔走，在這些日子，比以前更加活躍了許多。最近，因為勤於奔走的緣故，他已摸清了一點政局的來龍去脈。由一位比他高明著許多倍的小政客口中，他聽到：在最初，日本軍閥願意把華北的一切權利都拿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他們保留著那個已經破碎不全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同時，為維持北平一城的治安，他們從棺材裏扒出來幾個老漢奸組織起維持會。其實維持會只是個不甚體面的古董鋪，並沒有任何實權。那真正替敵人打掃街道與維持秩序的，卻是市政府。在市政府中，天津幫占了最大的勢力。現在，山東，河北，河南，山西，敵軍都有迅速的進展：敵軍既不能用刺刀隨在每個中國人的背後，就勢必由日本政客與中國漢奸合組起來個代替“政務委員會”的什麼東西，好掛起五色旗來統治整個的華北，好教漢奸們替“皇軍”使用軍用票，搜刮物資，和發號施令。這個機構很難產出，因為日本軍人根本討厭政治，根本不願意教類似政治的東西拘束住他們的肆意燒殺。他們在找到完全聽他們的話的，同時又能敷衍中國百姓的，漢奸以前，決不肯輕意擺出個政府來。在天津，在敵人佔據了各學校之後，他們本無意燒掉各圖書館的書籍，不是愛惜它們，而是以為書籍也多少可以換取幾個錢的。可是，及至他們的駐津領事勸告他們，把書籍都運回國去。他們馬上給圖書館們舉行了火葬。他們討厭外交官的多口。他們願象以總督統管朝鮮那樣，來統治華北和一切攻陷的地方，把文官的勢力削減到零度。可是，軍隊的活動，不能只仗著幾個命令；軍隊需要糧草，服裝，運輸工具，和怎樣以最少的士兵取得最大的勝利。這，使討厭文官與政治的軍閥沒法不想到組織政府，沒法不借重于政客與漢奸。軍閥的煩惱永遠是“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

　　在日軍進入北平的時候，最先出現于北平人眼前的新組織是新民會，一個從炮火煙霧中鑽出來的宣傳機關。冠曉荷聽見說有這麼個機關，而沒有十分注意它，他不大看得起宣傳工作。他心目中的“差事”是稅局，鹽務；他心中的頭銜是縣長，科長，處長……他覺得一個“會”，既無稅局與鹽務署的收入，又無縣長，處長的頭銜，一定就沒有什油水與前途。現在，他才明白過來：這個“會”是大有前途的，因為他是緊跟著軍隊的，替軍隊宣揚“德威”的親近的侍從。有它，日本軍隊才能在屠殺之後把血跡埋掩起來；有它，日本軍隊才能欺哄自己：他們對被征服的民眾的確有了“和平的”辦法。它不跟軍閥爭什麼，而是老老實實的在軍人身後唱著“太平歌詞”。軍人以炮火打癱了一座城，新民會趕緊過來輕輕的給上一點止痛的藥。

　　那位小政客告訴冠曉荷：“要謀大官，你非直接向日本軍官手裏去找不可。維持會不會有很長的壽命。到市政府找事呢，你須走天津幫的路線。新民會較比容易進去，因為它是天字第一號的順民，不和日本軍人要什麼——除了一碗飯與幾個錢——而緊跟著日本兵的槍口去招撫更多的順民，所以日本軍人願意多收容些這樣的人。只要你有一技之長，會辦報，會演戲，會唱歌，會畫圖，或者甚至於會說相聲，都可以作為進身的資格。此外，還有個萬不可忽視的力量——請注意地方上的‘老頭子’！老頭子們是由社會秩序的不良與法律保障的不足中造成他們的勢力。他們不懂政治，而只求實際的為自己與黨徒們謀安全。他們也許知道仇視敵人，但是敵人若能給他們一點面子，他們就會因自己的安全而和敵人不即不離的合作。他們未必出來作官，可是願意作敵人用人選士的顧問。這是個最穩固最長久的力量！”

　　這一點分析與報告，使冠曉荷聞所未聞。雖然在官場與社會中混了二三十年，他可是始終沒留過心去觀察和分析他的環境。他是個很體面的蒼蠅，哪里有糞，他便與其他的蠅子擠在一處去湊熱鬧；在找不到糞的時候，他會用腿兒玩弄自己的翅膀，或用頭輕輕的撞窗戶紙玩，好象表示自己是普天下第一號的蒼蠅。他永遠不用他的心，而只憑喝酒打牌等等的技巧去湊熱鬧。從湊熱鬧中，他以為他就會把油水撈到自己的碗中來。

　　聽到人家這一片話，他閉上了眼，覺得他自己很有思想，很深刻，倒好象那都是他自己思索出來的。過了一會兒，他把這一套話到處說給別人聽，而且聲明馬上要到天津去，去看看老朋友們。把這一套說完，他又謙虛的承認自己以前的浮淺：“以前，我說過：藝術是沒有國界的，和……那些不著邊際的話。那太浮淺了！人是活到老，學到老的！現在，我總算抓到了問題的根兒，總算有了進步！有了進步！”他並不敢到天津去。不錯，他曾經在各處做過事；可是，在他的心的深處卻藏著點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怕動，懶得動。他覺得到天津去——雖然僅坐三小時的火車——就是“出外”，而出外是既冒險而又不舒服的事。再說，在天津，他並沒有真正的朋友。那麼，白花一些錢，而要是還找不到差事，豈不很不上算？

　　對日本的重要軍人，他一個也不認識。他很費力的記住了十來個什麼香月，大角，板垣，與這個郎，那個田，而且把報紙上記載的他們的行動隨時在他的口中“再版”，可是他自己曉得他們與他和老虎與他距離得一樣的遠。至於“老頭子”們，他更無法接近，也不大高興接近。他的不動產雖不多，銀行的存款也並沒有超過一萬去，可是他總以為自己是個紳士。他怕共產黨，也怕老頭子們。他覺得老頭子就是竇爾墩，而竇爾墩的劫富安貧是不利於他的。

　　他想應當往新民會走。他並沒細打聽新民會到底都作些什麼，而只覺得自己有作頭等順民的資格與把握。至不濟，他還會唱幾句二簧，一兩折奉天大鼓（和桐芳學的），和幾句相聲！況且，他還作過縣長與局長呢！他開始向這條路子進行。奔走了幾天，毫無眉目，可是他不單不灰心，反倒以為“心到神知”，必能有成功的那一天。無事亂飛是蒼蠅的工作，而亂飛是早晚會碰到一隻死老鼠或一堆牛糞的。冠先生是個很體面的蒼蠅。

　　不知別人怎樣，瑞豐反正是被他給“唬”住了。那一套分析，當冠先生從容不迫的說給瑞豐聽的時候，使瑞豐的小幹臉上灰暗起來。他——瑞豐——沒想到冠先生能這麼有眼光，有思想！他深怕自己的才力太小，不夠巴結冠先生的了！

　　冠先生可是沒對瑞豐提起新民會來，因為他自己既正在奔走中，不便教瑞豐知道了也去進行，和他競爭；什麼地方該放膽宣傳，什麼地方該保守秘密，冠先生的心中是大有分寸的。

　　二三十年的軍閥混戰，“教育”成象曉荷的一大夥蒼蠅。他們無聊，無知，無心肝，無廉恥，因為軍閥們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養奴才。在沒有外患的時候，他們使社會腐爛。當外患來到，他們使國家亡得快一點。

　　受過只管收學費與發文憑的教育的瑞豐，天然的羡慕曉荷。他自己沒作過官，沒接近過軍閥，可是他的文憑既是換取生活費用的執照，他就沒法不羡慕冠先生的衣食住行的舒服與款式。他以為冠先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而他自己還是口黃未退的“雛兒”。

　　瑞豐決定趕快搬到三號的那間小屋子去住。那間小屋小到僅足以放下一張床的，只有個小門，沒有窗戶。當瑞豐去看一眼的時候，他沒看見什麼——因為極黑暗——而只聞到一些有貓屎味的潮氣。他願意住這間小屋，他的口氣表示出來：只要能和冠家住在一處，哪怕是教他立著睡覺也無所不可！

　　這時候，西長安街新民報社樓上升起使全城的人都能一抬頭便看見的大白氣球，球下麵扯著大旗，旗上的大字是“慶祝保定陷落”！保定，在北平人的心裏幾乎是個地理上的名詞。它的重要仿佛還趕不上通州，更不用說天津或石家莊了。他們只知道保定出醬菜與帶響的大鐵球。近些年來，揉鐵球的人越來越少了，保定與北平人的關係也就越發模糊不清了。現在，“保定陷落”在白氣球底下刺著大家的眼，大家忽然的想起它來，象想起一個失蹤很久的好友或親戚似的。大家全低下頭去。不管保定是什麼樣的城，它是中國的地方！多失陷一座別的城，便減少克復北平的一分希望。他們覺得應該為保定帶孝，可是他們看到的是“氣球”與“慶祝”！亡國是最痛心，最可恥，可是他們得去慶祝！自己慶祝亡國！

　　日本的“中國通”並不通。他們不曉得怎麼給北平人留面子。假若他們一聲不出的，若無其事的，接受勝利，北平人是會假裝不知道而減少對征服者的反感的。但是，日本人的“小”心眼裏，既藏不住狠毒，也藏不住得意。象貓似的，他們捉住老鼠不去馬上吃掉，而要戲耍好大半天；用爪牙戲弄被征服者是他們的唯一的“從容”。他們用氣球扯起保定陷落的大旗來！

　　新民會抓到表功的機會。即使日本人要冷靜，新民會的頭等順民也不肯不去鋪張。在他們的心裏，他們不曉得哪是中國，哪是日本。只要有人給飯吃，他們可以作任何人的奴才。他們象蒼蠅與臭蟲那樣沒有國籍。

　　他們決定為自慶亡國舉行大遊行。什麼團體都不易推動與召集，他們看准了學生——決定利用全城的中學生和小學生來使遊行成功。

　　瑞豐喜歡熱鬧。在平日，親友家的喜事，他自然非去湊熱鬧不可了；就是喪事，他也還是“爭先恐後”的去吃，去看，去消遣。他不便設身處地的去想喪主的悲苦；那麼一來，他就會“自討無趣”。他是去看穿著白孝，哭紅了眼圈兒的婦女們；他覺得她們這樣更好看。他注意到酒飯的好壞，和僧人們的嗓子是否清脆，念經比唱小曲更好聽；以便回到家中批評給大家聽。喪事是人家的，享受是他自己的，他把二者極客觀的從當中畫上一條清楚的界線。對於慶祝亡國，真的，連他也感到點不大好意思。可是及至他看到街上鋪戶的五色旗，電車上的松枝與彩綢，和人力車上的小紙旗，他的心被那些五光十色給吸住，而覺得國家的喪事也不過是家庭喪事的擴大，只要客觀一點，也還是可以悅心與熱鬧耳目的。他很興奮。無論如何，他須看看這個熱鬧。

　　同時，在他的同事中有位姓藍名旭字紫陽的，賞給了他一個笑臉和兩句好話——“老祁，大遊行你可得多幫忙啊！”他就更非特別賣點力氣不可了。他佩服藍紫陽的程度是不減於他佩服冠曉荷的。

　　紫陽先生是教務主任兼國文教員，在學校中的勢力幾乎比校長的還大。但是，他並不以此為榮。他的最大的榮耀是他會寫雜文和新詩。他喜歡被稱為文藝家。他的雜文和新詩都和他的身量與模樣具有同一的風格：他的身量很矮，臉很瘦，鼻子向左歪著，而右眼向右上方吊著；這樣的左右開弓，他好象老要把自己的臉扯碎了似的；他的詩文也永遠寫得很短，象他的身量；在短短的幾行中，他善用好幾個“然而”與“但是”，扯亂了他的思想而使別人莫測高深，象他的眉眼。他的詩文，在寄出去以後，總是不久或好久而被人家退還，他只好降格相從的在學校的壁報上發表。在壁報上發表了以後，他懇切的囑咐學生們，要拿它們當作模範文讀。同時，他恨那些成名的作家。想起成名的作家，他的鼻子與右眼便分向左右拚命的斜去，一直到五官都離了本位，才放鬆了一會兒。他以為作家的成名都仗著巴結出版家與彼此互相標榜。他認為作家們偶爾的被約去講演或報紙上宣佈了到哪里旅行或參觀，都是有意的給自己作宣傳與登廣告。他並不去讀他們的著作，而只覺得有了他們的著作才削奪了他自己發表作品的機會。他自己的心眼兒是一團臭糞，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兒把別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覺得——可憐可愛而且象花一樣的清香。

　　他已經三十二歲，還沒有結婚。對於女人，他只能想到性欲。他的臉與詩文一樣的不招女人喜愛，所以他因為接近不了女人而也恨女人。看見別人和女性一塊走，他馬上想起一些最髒最醜的情景，去寫幾句他自己以為最毒辣而其實是不通的詩或文，發洩他心中的怨氣。他的詩文似乎是專為罵人的，而自以為他最富正義感。

　　他的口很臭，因為身子虛，肝火旺，而又不大喜歡刷牙。他的話更臭，無論在他所謂的文章裏還是在嘴中，永遠不惜血口噴人。因此，學校裏的同事們都不願招惹他，而他就變本加厲的倡狂，漸漸的成了學校中的一霸。假若有人肯一個嘴巴把他打出校門，他一定連行李也不敢回去收拾，便另找吃飯的地方去。可是，北平人與吸慣了北平的空氣的人——他的同事們——是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出手去的。他們敷衍他，他就成了英雄。

　　藍先生不佩服世界史中的任何聖哲與偉人，因而也就不去摹仿他們的高風亮節。當他想起一位聖哲的時候，他總先想到聖哲的大便是不是臭的。趕到想好了聖哲的大便也必然的發臭，他就象發現了一個什麼真理似的去告訴給學生們，表示他是最有思想的人。對同事們，除非在嘴巴的威脅之下，他永遠特立獨行，說頂討厭的話，作頂討厭的事。他自居為“異人”。對瑞豐，他可是一向相當的客氣。瑞豐是庶務。每逢他受藍先生的委託買些私人用的東西，象毛巾與稿紙什麼的，他總買來頂好的東西而不說價錢。藍先生每次都要問價錢，而後還發一大套議論——貪污是絕對要不的！儘管是公家的一根草，我們也不能隨便的拿！瑞豐笑著聽取“訓話”。聽完了，他只說一聲：“改天再說，忙什麼？”於是，“改天再說”漸漸的變為“不再提起”，而藍先生覺得瑞豐是有些道理的人，比聖哲和偉人還更可喜一點！

　　日本人進了城，藍先生把“紫陽”改為“東陽”，開始向敵人或漢奸辦的報紙投稿。這些報紙正缺乏稿子，而藍先生的詩文，雖然不通，又恰好都是攻擊那些逃出北平，到前線或後方找工作的作家們，所以“東陽”這個筆名幾乎天天象兩顆小黑痣似的在報屁股上發現。他恨那些作家，現在他可以肆意的詬罵他們了，因為他們已經都離開了北平。他是專會打死老虎的。看見自己的稿子被登出，他都細心的剪裁下來，用學校的信箋裱起，一張張的掛在牆上。他輕易不發笑，可是在看著這些裱好了的小紙塊的時候，他笑得出了聲。他感激日本人給了他“成名”的機會，而最使他動心的是接到了八角錢的稿費。看著那八角錢，他想像到八元，八十元，八百元！他不想再扯碎自己的臉，而用右手壓著向上吊著的眼，左手搬著鼻子，往一塊兒攏合，同時低呼著自己的新筆名：“東陽！東陽！以前你老受著壓迫，現在你可以自己創天下了！你也可以結合一群人，領導一群人，把最高的稿費拿到自己手中了！鼻子不要再歪呀！你，鼻子，要不偏不倚的指向光明的前途喲！”

　　他入了新民會。

　　這兩天，他正忙著籌備慶祝大會，並趕制宣傳的文字。在他的文字裏，他並不提中日的戰爭與國家大事，而只三言五語的諷刺他所嫉恨的作家們：“作家們，保定陷落了，你們在哪里呢？你們又在上海灘上去喝咖啡與跳舞吧？”這樣的短文不十分難寫，忙了一個早半天，他就能寫成四五十段；冠以總題：“匕首文”。對慶祝大會的籌備，可並不這麼容易。他只能把希望放在他的同事與學生們身上。他通知了全體教職員與全體學生，並且說了許多恫嚇的話，可是還不十分放心。照常例，學生結隊離校總是由體育教師領隊。他不敢緊緊的逼迫體育教員，因為他怕把他逼急而掄起拳頭來。別位教師，雖然拳頭沒有那麼厲害，可是言語都說的不十分肯定。於是，他抓到了瑞豐。

　　“老祁！”他費了許多力氣才把眉眼調動得有點笑意。“他們要都不去的話，咱們倆去！我作正領隊——不，總司令，你作副司令！”

　　瑞豐的小幹臉上發了光。他既愛看熱鬧，又喜歡這個副司令的頭銜。“我一定幫忙！不過，學生們要是不聽話呢？”“那簡單的很！”東陽的鼻眼又向相反的方向扯開。“誰不去，開除誰！簡單的很！”

　　回到家中，瑞豐首先向胖太太表功：“藍東陽入了新民會。他找我幫忙，領著學生去遊行。他總司令，我副司令！我看，只要巴結好了他，我不愁沒有點好事作！”說完，他還覺得不甚滿意，因為只陳述了事實，而沒拿出足以光耀自己的理由來。他想了一會兒，又找補上：“他為什麼不找別人，而單單的找咱們？”他等著胖太太回答。她沒答理他。他只好自動的說出：“這都是因為咱們平日會作事！你看，每逢他托我買東西，我總給他買頂好的，而不說價錢。一條毛巾或兩刀稿紙什麼的，難道他自己不會去買，而必定托我去？這裏就有文章！可是，咱們也會作文章！一條毛巾或兩刀稿紙，咱們還能沒地方去‘拿’？‘拿’來，送給他，這就叫不費之惠！我要連這個小過門都不會，還當什麼庶務？”

　　胖太太微微的點一點頭，沒有特別的誇讚他。他心中不甚滿意，所以找了大嫂去再說一遍，以期得到預期的稱讚。“大嫂，你等著看這個熱鬧吧！”

　　“喲！這年月還有什麼熱鬧呀？”大嫂的一向很水靈的眼近來有點發昏，白眼珠上老有些黃暗的朦子——老太爺的不舒服，婆婆的病，丈夫的憂鬱，老三的出走，家計的困難，都給她增多了關切與工作。她仍然不大清楚日本人為什麼要和我們打仗，和為什麼佔據了北平，可是她由困難與勞累中仿佛咂摸到了這些不幸與苦痛都是日本人帶給她的。她覺得受更大更多的苦難已經是命中註定的事了，她想不到還會有什麼熱鬧可看；就是有，她也沒心去看！

　　“頂熱鬧的大遊行！學校裏由我領隊！不是吹，大嫂，我老二總算有一套！你多咱看見過庶務作領隊的？”“真的！”大嫂不曉得怎樣回答好，只用這個有一百多種解釋的字表示她的和藹。

　　老二把嫂嫂的“真的”解釋成：庶務領隊真乃“出類拔萃”。於是，有枝添葉的把事情的經過與將來的希望都又說了一遍。

　　“你哥哥也得去吧？”韻梅從老二的敘述中聽出點不大是味兒的地方來。她知道那個出好醬菜的城也是中國的，而中國人似乎不該去慶祝它的陷落。假若她沒想錯，她以為，瑞宣就又必很為難，因為難而也許又生她的氣。她很怕丈夫生氣。在結婚以前，她就由娘家人的神色與低聲的嘀咕中領會到她的未婚夫不大喜歡她。雖然心中反對自由結婚，她可是不能不承認現在的世界上確乎可以“自由”一下，而未婚夫的不歡喜她，或者正因為不“自由”！她認定了自己是毫無罪過的苦命人。假若瑞宣堅持不要她，她願意把這條苦命結束了。幸而瑞宣沒堅持己見，而把她娶過來。她並不感激他，因為既是明媒正娶，她自有她的身分與地位。可是，她心中始終有點不大安逸，總覺得丈夫與她之間有那麼一層薄紗，雖然不十分礙事，可是他們倆老因此而不能心貼著心的完全粘合在一處。沒有別的辦法，她只能用“盡責”去保障她的身分與地位——她須教公婆承認她是個能幹的媳婦，教親友承認她是很像樣的祁家少奶奶，也教丈夫無法不承認她的確是個賢內助。她——即使在結婚和生兒養女以後——也不能學那些“自由”的娘們那種和男人眉來眼去的醜相。她不能把太太變為妖精，象二弟婦那樣。她只能消極的不招丈夫生氣，使夫婦相安無事。在思想上，言論上，和一部分行動上，瑞宣簡直是她的一個永不可解的謎。她不願費她的腦子去猜破這個謎，而只求盡到自己的責任，慢慢的教“謎”自動的說出謎底來。是的，她有時候也忍無可忍的和他吵幾句嘴，不過，在事後一想，越吵嘴便相隔越遠；吵嘴會使謎更難猜一些。她看清楚：不急，不氣，才會使日子過得平安。

　　最近，丈夫更象個謎了。可是她看得很明白，這個謎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了。現在這個謎是日本人給她出的。日本人使她的丈夫整天的沒個笑容，臉上濕碌碌的罩著一層憂鬱的雲。她可憐丈夫，而無從安慰他。她既不知道日本人都懷著什麼鬼胎，又不清楚日本人的鬼胎在什麼地方影響著她的丈夫。她不敢問他，可又替他憋悶的慌。她只能擺出笑臉操作一切，而不願多說多道惹他生氣。只要他不對她發脾氣，她就可以安一點心，把罪惡都歸在日本人身上。因此，她也盼望中日的戰爭早早結束了，所有在北平的日本人全滾出去，好使瑞宣仍舊作她一個人的謎，而是全家的當家人，有說有笑有生趣。

　　瑞宣從錢家剛回來。關於學生遊行的事，他已經聽到，而且打定主意不去參加。他的校長，在開學的那天沒有到校，現在還請著假。瑞宣猜想：假若大遊行成為事實，校長大概十之八九會辭職的。他頗想到校長家中去談一談，假若校長真要辭職，他自己也該趕早另找事作；他知道校長是能負責必負責，而不能因負責累及自己的氣節的人。他願和這樣的人談一談。

　　他剛走到棗樹那溜兒，老二便由東屋的門外迎接上來。“大哥，你們學校裏籌備得怎樣了？我們那裏由我領隊！”“好！”瑞宣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這個“好”字是塊更無表情的硬石子。

　　韻梅在廚房的門口，聽到那塊石子的聲響。她心中跳了一下。假若她怕丈夫對她生氣的話，她就更怕他和別人發脾氣。她曉得丈夫在平日很會納著氣敷衍大家，使家中的暗潮不至於變為狂風大浪。現在，她不敢保險丈夫還能忍氣，因為北平全城都在風浪之中，難道一隻小木船還能不搖動嗎？

　　她說了話。她寧願話不投機，招丈夫對她發怒，也不願看著他們兄弟之間起了口舌。“剛由錢家回來吧？錢先生怎樣了？是不是能吃點什麼啦？跌打損傷可非吃不可呀！”“哪——好點啦！”瑞宣仍舊板著臉，可是他的回答教韻梅明白，並且放心，他理解了她的用意。

　　他走進自己的屋中。她相當的滿意自己。老二沒有聲音的笑了笑，笑老大的不識時務。

　　這時候，冠先生穿著半舊的綢袍走出門來。由他的半舊的衣服可以看出來，他要拜訪的一定不是什麼高貴的人。他奔了六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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