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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剎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

  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赛克瑞(Thackeray );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彷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根兹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绥福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

  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数据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凡是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藉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拚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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