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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

  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霁月胸怀,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兼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至五代)《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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