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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太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给皇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帮助。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

  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顺和卑曲谄媚的意见一致而已。

  他另一点异议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珪,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那封信上说: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无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那些问题。

  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人只不过十几个人,那十数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数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

  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

  “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降尊纡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

  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

  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

  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它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
  “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渔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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