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五、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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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五、佛教(1)

佛教为输入中国而构成中国人民思想一部分之唯一主要的异国思想。它的影响之深远，可谓无远弗届，吾人至今称小孩儿的人形玩具或即称小孩自身为小菩萨，至若慈禧太后也称为“老佛爷”。大慈大悲观世音与阿弥陀佛成为家喻户晓之口头语。佛教影响及于吾人之语言，及于吾人之饮食，及于吾人之绘画雕刻。浮屠之兴建，尤为完全直接受佛教之感动，它刺激了吾们的文学和整个思想界。光头灰氅，形貌与和尚无辨的人物，构成吾国社会的内层，佛教的寺院超过孔庙之数量，且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较长者常会聚于此以断一村之公事，并举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会。和尚及尼姑皆能出入人家参与琐碎家务，如婚丧喜庆，非僧尼固不容顾问者，故小说上往往描写寡妇之失节、处女之被诱奸时，常非请此等宗教人物从中牵线不可。　　佛教在中国民间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国家，所以救济人类理性之穷。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以前如一九三三至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广布圣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两处已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员如段祺瑞、戴季陶辈。而且庄严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诺拉·葛多呼多者，曾为广东政府之贵宾，他竟公开夸耀：力能施展法术解除敌军施放之毒气，俾保护市民；而他高明的星相学与巫术，却着着实实影响某一军事领袖，使他掉转了炮口。其实倘使中国果能彻底整饬军备以抗御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之大。现在外族既不断压迫，中国之公理至此而穷，故他们转而乞灵于宗教。因为中国政治不能复兴中国，他们乃热望阿弥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种性质征服了中国。它的哲学性质所以适应于学者，它的宗教性质所以适应于民间。似孔子哲学只有德性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此外，应是它的运气好，佛经的译文具有高尚的学者风格，语句简洁，说理透辟，安得不感动学者而成为哲学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国学术界占领优势，基督教固至今未能与之颉颃也。　　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着之诠释。佛教之传入，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勃，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下，兴起数种新的孔教学派。称为“理学”，由于他们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着重于道德问题，不过将种种新名词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那时热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头，《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皆深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性，重归于孔教。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　　同样强大的是它所影响于作家的力量，如苏东坡之辈，他们虽立于与理学家对抗的地位，但也颇以游戏三昧的姿态，用他们自己轻松而爱美的笔调，玩玩佛学。苏东坡常自号曰“居士”，这两个字的意义为：一个孔教学者幽栖于佛学门下而非真为和尚者。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容许一个佛教徒过其伉俪生活，但茹素戒杀而已。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作佛印。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彻悟程度之差异。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甚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　　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这种宗教之流行而发达，固非怪事。一个学者出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进吾人对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程度的了解。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出自他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爱。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踪。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进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冷十子之冠。清初，庄廷鑨史祸作，陆氏被株连入狱，提解北京，合家银铛就道，庄廷鑨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系狱久之，果得白，遂践宿诺出家。由此看来佛教乃为生死关头不自觉的现形，是一种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出于同一意味。明代有许多美丽而才干之女子，因时局之不幸的变迁，丧失其爱人，因遂立誓出家。清世祖顺治之出家，其动机与此有同一之意味。　　但是除了此种消极的向人生抗议，尚有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民间已具有类乎福音的潜势力，大慈大悲即为其福音。它的深入民间最活跃最直接的影响为轮回转生之说。佛教哲学并未教中国人以厚遇禽兽，但很普遍的约制牛肉之消费，中国固有的中庸之道，颇似鼓励人民消费猪肉，认为这是不得已的罪过。其理由为猪猡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远较牛马为小。但是中国人先天的觉性上，总感觉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萨之意旨。当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灾，汉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谓之断屠，所以向河神赎罪。而且这个手续是很通行的，一遇水旱灾荒，随处都会实行起来。茹素忌荤，难以生物学的见地来辩护，因为人类是生而为肉食的；但是他可以从仁爱的立场上来辩护，孟子曾感觉到这种行为的残忍，但却舍不得完全摒弃肉食，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遂宣布了一个原则，说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理由是一人未经目睹庖厨中宰杀的残忍行为，就算孔教哲学的良心藉以宽解下来了。这个食物困难的解决方法，即是中庸之道的典型。许多中国老太太颇有意于巴结菩萨，却是舍不得肉食，便在另一个方式下应用中庸之道，那便是间续的有定期的吃素斋，斋期自一日至三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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