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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九、“贤能政府”(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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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节,其中含有一现代的新名词“公民”一语,殊觉新颖;惟此节文字乃系描述当时人民一般的对于国事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郑重地说:“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廨舍;廨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吾们至今仍感觉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当归之于适当的法律保障之缺乏。它跟道德的兴衰毫无关系。缺点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丰富,常有惹祸的可能,自然他们对于国事将采取消极的态度。倘官吏贪污而无刑罚为之制裁,那么你要望他不贪污,实在是过于苛求人类的天性了。 韩非子坚决主张设立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权贵,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势力与私人间的关系,应该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谓去私曲,就公法也。这里我们不仅遇到一种欧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为一种绝非中国型的思想。可异者,他的思想适与孔子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纯粹法家的态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想象一种法律,要使“贵贱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种机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备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国政,可不用贤能之士——这一种机械意识,完全不是中国型的。 韩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种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无为于上”。君主的所以要虚静无事,无为于上,因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办事的能力,是以应该筹划一个机械式的政治机关,它的机构作用的行进自然而然公平而完备,不关乎统治者的智愚贤不肖。君主是以成为一个徒负虚名的骸壳,有如现代的立宪政体。英国现代也有一个国王,他的职务好像专门在主持建筑物的奠基典礼,船舶的下水命名,和颁发爵士勋位;是以国王的贤不贤、能不能,对于国家完全无任何重要关系。法治制度将自然发生作用。这在基本上是一种君主无为主义的学理,为韩非子所倡导,而现代英国实行而获有成效者。 那位好好先生孔老夫子而被称为政治思想家,不啻是古怪的奇缘。他懦弱的胡言,竟荣被以政治学理之美名。一种政治理想,至盼望德行统治的政府与仁义的统治阶级之出现,那是多么属于幻想,恐不足以哄骗大学二年级生。譬如你管理百老汇交通,不用红绿灯信号指挥,而信托汽车夫的自动努力。任何细心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定能够注意孔子的理想政府,充满着道德意识,常为举世无双的一大腐败罪恶。它的原因不在乎中国官吏之特别比欧美官吏来得腐败,这清楚而确定的政治历史之真情是:当你以君子之礼待官吏如中国向来之习俗者,则其中十分之一将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将为恶棍;但是当你以对待坏蛋的心理视之,若欧美之所为,准备着政治监狱,或示之以监狱之威吓,则变成坏蛋者将远少于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将勉力自命为君子,结果你至少获得一个廉洁政府的外貌,这一个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这就是中国老早应图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韩非子在两千年前当其未仰药酒以结束其生命之前,所给予吾人之忠告。 中国所需要者,是以非为增进道德而为增加牢狱以待政客。倘贪官污吏结局仍能安全自由的订购舱位以赴横滨或西雅图,则吾人之谈论建设廉洁政府终属徒然。中国所需要者,既不为仁,亦不为义,又非为荣誉,却为单纯的赏罚,即需要勇气来枪决扫荡这班不仁不义不顾廉耻的官吏。唯一保持官吏廉洁的方法,即为加以逮捕而用枪弹来警戒他们。官吏苟感觉痛苦于吾的以法家见地的对于人类本性的观察,应该想一想;他们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经营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观的原理,既没有股东会议,也没有会计报告,经理或银钱司帐员舞弊潜逃,又不能逮捕。中国政府是严格尊奉这种君子观的基本原则处理着的。目前政府组织之稍见进步,乃出于西洋学理的影响,欧美人民盖大胆敢向统治阶级要求公布账目,毫不畏惧含蓄轻蔑之意,致有损统治阶级之君子型的尊严。但直等到这种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国政府将永远像一家杂乱无章的公司,常利于经理及职员,但剥削了股东的权利,股东可拟之于普通人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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