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的书法（郑孝胥为满洲国总理，知名书法家。）

　　“官”和“家”这两个字的顶部“宀”，是汉字的部首，有“屋顶”的意思。注意其中间的凹陷，与得自中式屋顶的笔意。“令”字的顶部是一个“人”字，不过很像屋顶的外廓线。也请注意笔画向下撇的气势和收尾时向上翘曲的样子。

　　另外，包含和应用在中国建筑中的结构原理也须加以注意。注意“官”字那挺直有力的竖线（即柱子），与之对比的是“屋顶”的曲线和搭附在柱子上的其他横笔。注意“家”字中央的竖向曲线，其他笔画全向它的顶点集中，彼此之间却能巧妙地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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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随地吾们尽力以摄取天然的神韵，模拟它的不规律的线条。其精神存在于一切意匠的背后者，仍为书法的精灵思想的精神。吾们的打破窗框子直线的单调，系用竹形的绿色釉彩瓦管来装饰。吾们甚至敢用圆形的、椭圆形的以及花瓶形的门坎子，以打破墙壁直线的单调。吾们的窗框子之形式，多如什锦饼干的花样，也有作芭蕉叶形的，也有作桃形的，也有作双迭西瓜形的，也有作扇形的。李笠翁是诗人、剧作家，又为享乐主义者，他为竭力提倡镶镂窗栏及女墙隔屏者。窗的骨架通常是直线的，沿着这个骨架，李笠翁介绍一种雕镂小格的镶嵌方法，使其姿态生动。这个方法也应用于隔屏、林柱，及其他格子花样的用器。最后，假山的堆砌殆为吾们尽力想把自然的不规律线条介绍入建筑术的最清楚例子。

　　换一句话说，中国建筑随时随地设法模拟鸟兽草木的形态，以谋补救直线单调的弊病。这种企图自然引起应用象征主义的考虑。蝙蝠常常被用作装饰的标本，因为它的弧形的翼翅可以装饰成多种不同的花样，同时又因为它的名称跟“幸福”的福字谐音。这种象征的用意是很幼稚的，却是很容易明了，虽妇人稚子都能通晓。

　　但是象征主义另有一种功用，它在几种传统的意匠中，包含着民族年龄与希望的思想。它激起了我们的幻想，引导我们走入缄默无言的思想境界，好像基督的十字架与苏联的镰刀与槌。因为这种民族的思想是太伟大，非言语所能传达。一支中国式的柱子，挺直的上升，完全是一种单纯的意匠，直等到它接达顶部之际，它骤然隐失于一群纷繁的意匠中间，那儿是横支柱、檐板、短栅，吾们抬头一望，可喜瞧见了生动的意匠，瞧见了一对鸳鸯，或是一只草虫，或是一支笔一锭墨。当我们仰望着一对鸳鸯，那是无时无刻不是成双作对的，吾们的印象遂被导至妇人的爱情；当我们仰望着文房四宝，吾们想到书斋里幽静的书生。那儿描绘着金黄青绿的色彩的有蚱蜢，有蟋蟀，也有鸳鸯，它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尘世间所能梦想得到的快乐。有时吾们描绘着风景，有时描绘着家庭快乐图，这是中国彩描最常用的两个画题。

　　龙为中国所最尊崇的动物，它是象征皇帝的一个标记。皇帝当然是无往而非幸福的。它在装饰绘画上是最多被应用着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盘绕的身体包含着很完美的韵律，优美而有力。我敢说吾们也可以把蛇用入装饰意象中，倘非龙的用入装饰意象中，除了它的外形的美，它的美观的爪、角、须、鳞——那是很有用于打破单调的——它还含蓄着深奥的意义这种特点。龙又代表另一种俗世的思想，那便是上面讲过的逸的原理，它代表道家思想的一大智慧，因为它往往隐匿于云气之间，不大肯显露其全身。这样才是中国的大人物，既挟有权势，又复足智多谋，可是他宁愿隐藏而不显。它可以下沉于泥淖，上腾于天空。当其隐于深山大泽，不可见其痕迹，及其际会风云，若诸葛亮者，则叱咤烜赫，震惊一世。大水灾在中国也往往委诸于龙的行动，吾们有时还可以瞧见它的上升，盖当其雷电倏闪之际，一股云气直冲天空，时则狂风大作，废屋盖，拔树根，吾们称为龙卷风。然则吾们为何还不崇拜龙？它是威力与智能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