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

                    批判萧军

         ——1948年8月

    叶圣陶1948年8月日记(摘抄)

    8日(星期日)看英文詹森所作《苏联游记》。是书为冯仲足所译。书中吉苏
联建国将三十年,以其制度不同,已产生一种新人。此观点殊为扼要。书凡三百余
页,将徐徐看之。

    11日(星期三)晨早起,与墨步行至车站,……七时开行,九时到苏。……
出站即登预雇之大木船,舱极宽敞。……十二时开宴,菜多而精。所谓船菜名手,
本不多,今以生计艰困,堪此享受者越没落,若辈早已歇手。默庵设法觅得三人,
使临时复员一天,及成此局。据谓此调恐将成《广陵散》矣。余饮黄酒约半斤。小
舟群集,兜售荷花藕莲蓬。各买之。

    13日(星期五)晨,彬然在晒台上相呼,言顷见报载,佩弦于昨日上午十一
时后逝世矣。呜呼,三日来唯惧传此消息,而今果然,默然无言。

    16日(星期一)叔湘书来,云“倒下去的一个个倒下去了,没有倒下的只有
勉力多作一些事”。并主张佩弦所编《高级国文读本》一二两册出版逾万册以后,
酌提授价百分之二,赠佩弦家属。友情皆可感。

    20日(星期五)报载政府自今日起改革币制,此是大事。其法为发行金圆券,
收回法币。金回一元抵法币三百万元,其总发行额为二十亿元。最大之金圆券为一
百元.合法币三亿元。余不明其究竟,直觉的想,此是极度之通货膨胀耳。……以
杀绝对外行观之,此殆百无一是,竭泽而渔,益苦人民,谋国者岂宜若是耶!

    25日(星期三)下午,观新出版黄裳之《旧戏新谈》。我店系购其现成纸版,
颇有错字,兼为校对。此书于旧剧甚为内行,而议论编剧与剧中人物,时有妙绪,
余深赏之。

    31日(星期二)夜间以疲甚早睡,然竟夕未成好眠。余于疲劳时轨觉后脑作
胀,或可称本强之感,虽不甚痛楚,而至不舒。劳甚则此感沿背脊而下,至于尾闾。
于是必不成好睡。不知由医家释之,此是何因也。

    1948年8月,东北军事战场处于大决战前的相对沉寂状态,文坛上却出人
意料地掀起场大论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东
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8月15日《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
论争。在唇枪舌箭、交锋正激之时,《生活报》的报头画上出现了一只“铁拳”—
—从此,这只“铁拳”就不断地出现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成为
一种象征物。但在当时,它的猛然出现,却使人惊然。萧军当即问道:你们是不是
“欲使萧军及《文化报》”“身为齑粉”?……

    即使是40年后的今天,读者与研究者也会为这场“论争”(无论如何这只是
场文字、口舌之争)从一开始就充满如此浓厚的火药味,而感到惊奇;这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

    “事情”得从延安时期说起。——或者就从收在《萧军纪念集》里的这张照片
说起吧。这是1938年3月21日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时拍的;不知为什么,每
回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想起同时期作家芦焚笔下的那条“汉子”,他“拄着行仗,
走下山来”,“那装束一看便知道是涉过千山万水的老行脚。但所带行李却万般轻
简,肩际仅斜挂了尺把长的一个小包,其中不过是些薄衣单袜,另有一双半旧的鞋”,
“那锁在眉宇间的,也许不妨说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许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双眼
睛,那纯黑的眼睛,定住时能自己发光,若是一霎,简直是在打闪”。这是那从历
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跋涉着
的“流浪汉”,萧军正是其中的一员。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地,他果然
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与陈云、李富
春、成仿吾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
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
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
“最初印象”恐有关系。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
和你谈得来”。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
意义上,他们也都是“精神流浪汉”,那种不息的追求与豪放不拘的气质,和萧军
确有相通之处。萧军来到延安,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但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找
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于真正的流浪汉,精神
“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彼岸”、“别处”).如同鲁迅《过客》里那“声
音”总在“前面”呼唤着人们一样。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
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这样.1938年萧军来
到了延安,不久就离开了延安;1940年又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专制统治,再度
踏上延安的土地,在萧军这都是十分自然的。此番重来,开始时仍沉醉于延安自由
的空气里。于是,延安人每天早晨都可以听到从兰家坪山脚下传来的歌声.那是萧
军和另一位画家张汀,一个男中音,一个男高音,在一起合唱:“同志们向太阳向
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那舒展自如
的歌声里仿佛有只自由的精灵在飞翔。萧军甚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亲自
设计、定做了一件俄国式的衬衣(“鲁巴式克”),紫重色的,绣上白色的花边,
胸前还扎上绿树枝的图案,真是漂亮极了。这一切都使得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显得很
特别,这种特别其实是孕育着危险的,萧军却毫无知觉,继续无忌地使着他的野性
子。以后成为胡风分子的刘雪苇至今也还记着一件事:一天,他从张闻天那里出来,
见警卫连的战士和萧军吵架。近前一看,萧军正在甩大衣,要打架了。问起来,原
来是萧军认为当他路过时,有战士在山上讽刺他,而且不只一次了,这回他要找那
个战士“决斗”。刘雪苇认为这件事表明萧军没有“不屑与大老粗斗”的知识分子
的优越感,留恋于“血气之勇”,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吧,但在强调与工农相结合的
延安,却是够“出格”的。但萧军却要求入党了,并且与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
真有过一次意义重大、意味深长的谈话。彭真问他:“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
服从吗?”萧军一口回绝:“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
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
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E省得给党找麻烦!”这里所展现的是集权的,
秩序的,规范的要求,与“流浪汉”个体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之间的冲突,
它几乎决定并预示了萧军今后的命运。萧军也逐渐发现了他与延安的某些不和谐之
处,并再次产生了“离去”的念头,后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又留了下来。萧军还写了
《论同志之“爱”与“耐”》,作为“意见”交给毛泽东,其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
间的“说服,教育与理解”,并强调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包括革命队伍
内、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战。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发表于1942年4
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但12年后却成了“再批判”的靶子。毛泽东对萧军
其人其文前后态度的不同,其实是更深刻地反映了他自身的内在矛盾的。作为一个
反叛者,一个精神探索者,毛泽东显然是欣赏萧军;但当毛泽东建立了新的社会秩
序,并要求维护这种秩序时,就很难再容忍萧军这样的永远的反叛者。萧军在延安
时期发生的种种冲突,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最初的冲突,是由于王实味
事件引起的。王实味事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被认为是由谁(“党”还是王实味
这样的“知识分子”)“挂帅”的原则问题,自有一种特殊严重性。萧军本与此事
无关,是偶然跟着别人去参加批判工实味大会,看到会场上多数人围攻王实味一个
人,就当场喊了起来,在会后路上仍无顾忌地批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
屎盆子”。这番话被汇报上去,就成了萧军“破坏批判大会”的罪名。萧军立刻写
了说明真相、表明态度的《备忘录》,上交毛泽东,还拿到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
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这就犯了“众怒”,据说有丁玲、周扬、陈学昭
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了一场大舌战。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
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
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彼此多作自我批评吧!”萧军听了大为感动,
当即表示:“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
一下你们的百分之……”,话未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
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
牛一毛……”。萧军拍案大怒,说:“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
绝不依附你那个‘牛’;你那‘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
拉、蛋、倒!”喊完即拂袖而去。到1943年,萧军因与所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所长的一次冲突,真的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到延安乡下当了农民,过起不受
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来。后来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去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
了延安。这样,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
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
马。



    抗战胜利了,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的萧军随大军回到东北老家,也算是“衣锦
荣归”吧。他在哈尔滨一地连续作了五十天群众性演讲,一天一场、两场以至三场,
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又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资助下,创办了鲁迅出版社及《文
化报》,自任主编,报纸报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迅速达到每月七、八千
份。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甚至有些陶醉,却不想危险已经向他逼近。也有好
心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在群众中影响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虽然也是
延安来的,但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啊!”一语道破了实质:这是一个“党领导一切的
时代,任何独立于党之外的个人在群众中的威信,都会被看作是向党”夺权“:领
导群众之权。前述毛泽东所说的”谁挂帅“,讲的就是这个原则问题:萧军与王实
味所犯的是同一个大忌。何况萧军无论在演讲与报纸发表的文章中,都是在宣传他
自己那一套:”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作为一个‘人’,全应有它的自尊
心,不能够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观点、
认识以至主张强加于人“等等,这都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话语,在这
个需要树立”革命话语“的权威的时代,轻则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在争
夺话语领导权。天真的,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者的萧军自然不会懂得(想到)这一
切,但他却要为这”不懂“付出代价。1947年夏,哈尔滨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了,
名叫《生活报》。和《文化报》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报头是红色的,而且是
用纯白报纸印刷的,与《文化报》灰不灰、黄不黄的纸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
萧军的感觉中,竟然有”孔雀与乌鸦相比之势“。同时得知这家报纸是由中共东北
局宣传部主办,以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为领导,主编则是30年代”国防文学“派
的剧作家宋之的。《生活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边框推出题为
《今古王通》的短文,借着说隋末的一个”妄人“,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
己,以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其矛头所指是再清楚不过
的,这是一次出示”黄牌“,也是萧军朋友所说的”反夺权“的信号。但对政治一
窍不通的萧军却仍然读”不懂“向他传来的明白无误的信息,还是以他所熟悉的”
五四“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理解与处理他与《生活报》的冲突,仅仅看作
是宋之的等个别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并立即进行反驳,希望通过正常的争论来明辨
是非;而根本意识不到宋之的们所代表的是中共一级党组织的意志,要求他的是无
条件的服从与自我改造,而不是争辩,和同时期的胡风犯了同一性质的”历史性错
误“。萧军既不听招呼(尽管是由于不懂),接着来的便是无情的公开揭露与打击:
1948年8月26日,《生活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斥(文化报)谬论》,抓
住《文化报》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论中的一句话(”各色帝国主义,
一一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而不往非理也》,文
章涉及俄国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以及萧军写于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
旧体诗中”萁豆之煎“一语,给《文化报》及其主编萧军戴上”挑拨中苏民族仇恨
“、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指责萧军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遗忘
“”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基本真理“。由此开始,《生活报》连续发表八篇社
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
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但萧军仍不觉悟,还是坚持”这不是党的意旨,我与某某人
不能完,将来到中央见了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进而以他无所顾忌的
惯常态度,痛加反击,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随便锻炼人罪的主义,这全是
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钳舌
闭口、俯首吞声,企图造成一‘无声的哈尔滨或解放区’“等等。在他的批判者们
看来,这自然都是在与整个党对抗。于是有了最后的”摊牌“:1949年5月,
先由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最后是中共
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给萧军作出了”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
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的组织结论,并警告说:”如
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
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从而”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
行列“,这里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根据中共东北局的决定,从1949年
6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长达三
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其指向已不是萧军一
人,成了建国后无间断的全民性的大批判运动的先声。

    这次大规模批判的具体组织者、时为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写有《关于
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的长篇大论,算是理论上的“总结”;后来
与前述两个“决定”、《生活报》的批判文章,并以“萧军在《文化报》放出的毒
草”作为“附录”,合编成《萧军思想批判》一书(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今人重读争论双方的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不同的“话语”的对峙,萧军所坚
持的“五四”启蒙主义的话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萧军曾这样告诫年轻人:
遇到人生的曲折,“一点不要呻吟,更不要诉苦,至于希望别人的同情,这乃是弱
者的行为,我们,应该做一个强者”,这本是典型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批判
者们却认为这是在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或谓“个人英雄主义”),与一切依靠
“集体(阶级,人民,共产党)”、“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人民的利益”的“集
体主义”相对抗。萧军在《文化报》上发表一篇《偷花者》的短文,批判“损人利
己的人心”,这显然是在发挥“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批判者则说他“专心搜
索太阳中的黑点,加以扩大、丑化”,是“对解放区人民的诬蔑和攻击”。萧军对
“五四”人道主义精神的坚持,在批判者的笔下,成了“(宣扬)小资产阶级的超
阶级观点,反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至于萧军对“五四”爱国救亡主题的继承
与发挥,更是被批判者视为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即“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如此等等。这里展开的
正是一场“话语权力”的争夺战,批判者严厉指责萧军“向革命阵营中散布反动思
想,企图涣散与破坏我们的统一意志,混乱我们的思想战线,削弱我们精神上理论
上的统一与集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其结果是争论的一方利用自已掌握的政治
经济权力,根本剥夺了对方的话语权,以维护“精神理论”上的绝对“统一与集中”,
树立“革命话语”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样的结局与解决方式,影响是深远的。

    人们在回顾这场争论时,还会注意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的一段话:
“当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压迫的时候,萧军曾经反对这种统治;但当真正建立了
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而并不服从于萧军之流的个人利益的时候,
萧军就转而反对人民的统治了”。判决萧军“反对人民的统治”,显然不符合事实
;但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实质性的,即知识分子与“新的统治(政权)”的关系。这
在1948年是一个迫待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无论是知识分子自身,还是新政权
这一方,都是如此。这也是这场争论的要害所在。我们由此而注意到了萧军与批判
者的一场论战:先是《生活报》在批判萧军对苏联的态度时提出:“我们必须无条
件的拥护苏联,信仰苏联,尊重苏联”;萧军则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拥
护苏联是‘有条件’的”:“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二,苏联是世界上首
先以平等、真正的友谊……对待被压迫民族——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国家”;
“只有在这两大前提条件下,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中国共产党,世界共产党,才
能‘无条件’拥护它,信仰它,尊重它……。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这里所说,
自然不只是对苏联而已。它表明了萧军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立场与原则:他
们对一切——国家,政党,政权,学说……——的拥护、信仰、尊重都是“有条件”
而非“无条件”的。具体的说,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无疑是拥
护、信仰、尊重的,因此批判者把他视为“反党、反人民、反新中国”的政治上的
反对派,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反感。但他的拥护、信仰、尊重又是有条件的:第一,
这是因为他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所信仰的主义”是“正确”的,
“那些真正的好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作风、精神使他没有任何“怀疑”:这是他
独立观察、思考,自觉选择的结果,即使在受到批判以后,他也因信仰的一致,对
中国共产党继续持支持的态度。第二,他在“拥护、信仰、尊重”的同时,仍然
“不满”于“党内个别的恶劣现象和个别不好的人”,他要保留独立批评(以至批
判)的权利,他在无端遭到批判以后,更要坚持的,也正是这样的权利。在他看来,
“拥护”与“批评(批判)”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三,如果拥
护对象本身发生了质变,从而失去了拥护的前提,他要保留自己的必要时反对的权
利。萧军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是一贯的;而延安时期的中共及其领导是容忍了萧军的
这一“既拥护又保持独立批判权利”的选择的,因而尽管时时发生冲突,仍然与其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现在面临新政权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论与精神、意志,
政治与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萧军这类知识分子依然要保持“独立性”(尽管
对萧军而言是拥护前提下的独立性),就难以再接受与容忍了。因此,批判萧军所
发出的“警告”不仅是针对萧军个人而己,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一次批判,它在很多方面都是开了“先例”的。

    比如,这次批判第一次涉及新政权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对此,前述东北文艺协
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有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所
谓言论自由与批评自由,是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立场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
新中国,凡发表对人民有益无害的言论和批评,都应当有自由,如果某种言论和所
谓‘批评’直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萧军所发表的反动言论,则不应有自由”。
这又是一个“我们”体的权威判决,以后就成了无需讨论的前提。其实这一前提恰
恰颇为可疑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言论自
由”的尺度,这是一个非法律的,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性质的标准,对它的解释具有
极大的弹性与主观性,任何掌权者都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所蕴含的“我说你有罪(违
反了人民根本利益)你就有罪”的逻辑,剥夺任何异己者的言论自由。萧军的批判
者刘芝明自己在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被这同一逻辑推向了审判台:
这样的批判者难逃被批判者的命运的悲剧,在共和国的历史中恐怕也不是个别的。

    东北局《决定》中最后一条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对于萧军,这一条才是真正“致命”的:正象萧军夫人王德芬后来的《萧军简历年
表》里所描述的那样,“纸张来源停止了,银行贷款取消了,《文化报》各个分销
处不准代办了,各学校单位不许订阅了”,在“各种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不仅
《文化报》被迫停刊,连萧军自己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按组织“安排”到抚顺煤矿去
“改造思想”。这正是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管制
一切的体制下,离开了执政者的物质支持,知识分子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面对强
大的,无所不至的行政手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选择。在这意义上,萧军个
人主持的《文化报》的停刊,是一个象征:从此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已
不复存在,所有的知识者都成了国家的雇员,他们的精神劳动也被完全纳入了国家
计划的轨道——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90年代才有了新的变化。

    对萧军的批判,开创了一种“大批判”思维与“大批判”文体,刘芝明的长篇
“总结”即是一个代表作。所谓“大批判”思维是指这样一个思维路线:先判定被
批判者有罪(或者仅根据有限的材料,上纲上线,定下某个罪名),然后再四处搜
集罪证,就象那怀疑邻居是小偷的古人一样,被批判者一言一行在批判者的眼里,
都是“别有用心”,从字里行间去搜寻罪恶性动机。于是,或“张冠李戴”(把萧
军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甚至是作者批判的思想,当做作者本人在“放毒”),或
“掐头去尾”(如萧军在《新年献辞》一文中列举了许多错误倾向,表示“无论党、
政、军、民有犯之者均在……反对之列”,批判者将“有犯之者”这一限制词删去,
就变成对整个“党、政、军、民”的全盘否定与诬蔑了),或“移花接木”,甚至
“偷梁换柱”(如《文化报》曾发表过一篇《丑角杂谈》,文中有一句:“在丑角
当权时,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随便凌辱的‘尸丑’”,这本是泛指一种社会现
象,批判者却把“在丑角当权时”一语改装成“共产党尽让那些‘丑角当权”’,
然后作为作者的观点大加讨伐),如此等等。这类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满“革命
义愤”,其实是罗织罪名而无所不用其极,影响是恶劣的。

    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也颇引人注目:“既然中国的进步文艺界
还是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居多数”,“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于进步文艺界中的某些不稳定的分子”,据说这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
现象”,大概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新动向”吧。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特别警惕,及对“进步文艺界”某些人的不信任感,这都是不祥的预告。在一定
的意义上,南方(香港)对胡风的批判与此时北方发动的对萧军的批判,是互相配
合的。萧军的命运正在等待着胡风。

    萧军本人对这场毫无思想准备的大批判的反应,自然是人们所关注的。东北局
的《决定》曾谈到萧军“开始作了某种承认错误的表示”,但又说“这种表示还只
是口头上的避重就轻的”。据说萧军曾拒绝在东北局的组织结论上签名盖章。在8、
90年代,对萧军当年的种种表现,有许多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或追述。据说刘芝明
在准备写那篇批判长文时,需要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便主动提供。刘写好
了文章给萧看。问:“觉得怎么样?”萧军摇头笑了:“不怎么样!”“为什么?”
“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么老鹰、
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吧儿狗!你还记得吧,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
鹰喂虎,也不给吧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以后批判声
势越来越大,萧军又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
我都佩眼你!”刘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问道:“那么共产党
净需要缺钙质的软骨头吗?”萧军离开沈阳去北京时还对刘芝明说:“咱俩的帐没
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
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二十年后再看!”还有人回忆说,萧军的老友曾预言,
萧军受批判后只有三条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萧
军偏不服气,在受了处分,去沈阳的火车上他照样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他硬
是写出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这些,或许都是事实,或许带有若干“野
史”的成分,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但即使是后者也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情绪与愿
望: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软弱了。

    最后,还有一点余文。这是萧乾(他与萧军同是1948年文坛上最引人注目
的人物)回忆的:大批判的热潮中,香港地下党也组织了一个批判萧军的展览,邀
请在港的民主人士去参观。萧乾说那是他“最早看到的‘大批判专栏’”:“罪证”
是用红笔圈起来的一张《文化报》,周围是一些“反苏、反共、反人民”等吓人的
标语,以及怒斥萧军“狡辩”、“抵赖”的批判文章。他一边看,一边心里在发抖:
尽管他此时已经“投向人民”,但仍心有余悸。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究竟
是有新闻检查制度好,还是没有好。一个人说:“没个检查制度,你只要写错一个
字,就能惹下滔天大祸!”而萧乾却暗暗决定:从此再也不要写社论。

    (此文原载于《文艺争鸣》1997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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