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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纸是一座都市，则副刊正如在层层叠叠的建筑物之间，开出一片翠绿的公园，让市民从容享受宽敞与幽静。而形形色色的专栏与专刊，正如公园四周的图书馆、博物院、艺术馆、剧场。一座都市如果没有这些，就太单调、太现实、太没有文化了。
报纸的副刊风格不同，版面互异。以内容来分，则有的主情，有的主知。传统的副刊侧重抒情，所以大致上成了文学的园地，可以读到诗、散文、小说等等感性作品。所谓文坛，有一半就在这样的副刊。英美报纸的副刊登的大半是书评，却少创作，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报纸副刊不同。也有水准偏低的副刊，把抒情降为滥感，任由作者写点个人的杂感、亲友的交游，等于有稿费的日记了。
至于主知的副刊，则于文学创作之外，更刊出言之有物读之有味的专栏，和较有深度较为长篇的评论文章，研讨的对象则遍及文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这样的副刊最具社会教育的使命感。所谓文化界，有一部分就在这里。主情副刊的编辑，应有文学的情操。主知副刊的编辑，应具文化的修养。
香港有不少报纸的副刊，抒情既不怎么文学，主知也不怎么文化，颇难这么归类。香港报上的专栏有些相当高明，但是一般的专栏流行两种文章：一种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滥感日记，另一种是讽世论政的杂文。后面这种杂文可谓香港文化的主产品，里面颇有几枝妙笔。可惜这样的港式笔法难合台式尺度，不能进口，否则国内读者的眼界当会放宽。这几枝妙笔意气风发，从港府一直评点到中南海和唐宁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陈之想从香港去了美国，最不惯的就是每天读不到这种杂文。杂文大盛于香港，言论自由是一大原因。但自由也就大半用于言论，有话就说，许多不平也就直肠一吐。另一方面，用比兴来寄托，用想象来转化的文学创作，也就似乎不必去经营。杜甫如果可以写专栏直接论政，也许不会成为诗史。
以形式来分副刊，则有的版面固定，有的变易不居。香港的副刊往往分割成许多专栏，大的像棋盘，小的像算盘，各据一方，成为粤语所谓“贩文认可区”。美国人见了，会觉得像一盘分格的电视快餐。古人见了，会说它像并田，四周的八块是私田，中间留一块做公田。在《星岛日报》上，我的三女儿佩珊一度也领有这么一块私田，我自己不过偶尔去公田耕耘一下。佩珊的私田每周耕四天，已经忙不过来。香港有不少专栏由一人执笔，而天天见报，我称之为“旦旦而伐”，就算是桂树，也禁不起吴刚之斧吧。有的专栏作家，以一人的血肉之躯而每日维持几个专栏，简直不可思议。一位专栏作家自喻写稿如车衣，只见稿纸上下推移，不见右手挪动，生产量真是惊人。
台湾的副刊通常留下一大片公田给作家们轮流耕耘，只有几块边区给连载小说和专栏。在这样的安排下，作家出现得比较多，比较快，也比较畅所欲言，诚如旧小说所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种方式比较自由，也比较自然，只是辛苦了编辑。不过，这种主动的编辑往往能推出专辑，甚至推动文风或思潮。
台湾的大报近年常办文学奖，金额高、评审严、宣传多、得奖作品发表得快，对文学贡献颇大。同时副刊也常举办座谈与学术演讲，听众轻易使逾千人，纪录并公之副刊，对文化影响不小。新加坡的华文报纸这两年也举办征文比赛和文艺营，十分起劲。在这方面，香港的报纸远远落在背后，甚至对本地已有的“中文文学奖”
及“青年文学奖”也没有什么报道。以文学奖金而言，香港市政局主办的“中文文学奖”最高金额是港币八千；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的“金狮奖”最高金额是新币二千，都不如台湾金额之高。论稿酬，也推台湾领先。
报纸是现代化的企业，当然要追求销路和利润，讲究经营之道。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是文化机构、出版事业，不能推卸社会教育的责任。副刊不但要满足读者的需要，更应提高读者的境界，扩大读者的视野。也就是说，它不该只是跟着读者走，还要领着读者走。它不妨带一点理想主义，去塑造未来，而不仅仅是把握现在。副刊对于社论，不妨保有相当的自主。如果副刊只是社论的延长，社论只是政策的应声，那个社会大概不是多元。副刊变成舞台，未免太花俏；变成讲台，又未免太沉闷。如何能够深入浅出，情理兼顾，寓教育于趣味，而收潜移默化之功，就有赖编辑与作家共同努力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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