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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这已经很可满足了,已经是乐土。

  张爱玲在经历了香港的惶然后,在姑姑这里,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

  通过《小团圆》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姑姑这时的情况已大不如前,日军开进租界后,她就不在洋行做事了,过得很俭省。

  爱玲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

  爱玲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

  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原来住的一整套公寓,母亲走后,姑姑把其中两间分租给了两个德国籍单身汉,姑姑自己只留了一间。租给单身汉,是觉得他们好打发,而女人的是非要多些。

  爱玲来了以后,要出一半的膳宿费。姑姑知道爱玲手头拮据,就托亲戚给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

  爱玲心下歉然:姑姑才享受了几天幽静的生活,自己又跑来投奔,真是不应该!

  母亲的那班朋友,有时候来找姑姑聊天。姑姑告诉爱玲:开战后,母亲的男友死在了新加坡的海滩上。爱玲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只知道母亲乘坐难民船去了印度。

  姑姑还告诉爱玲,母亲当初闹离婚,是为了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那还是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可是那位却害怕娶个离过婚的女人会妨碍事业,就在南京娶了当地一个女大学生。

  这年轻人后来还来看过母亲,“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见《小团圆》。

  母亲留学时代的朋友,爱玲唯独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来看母亲是什么时候。她还真没想到,母亲有过这么一段“悲剧性的恋史”。

  想想也是,母亲一开始要离婚,就搬出去了,跟姑姑一块儿住公寓。可是,母亲是回国四年后才办的离婚手续,如果是为了嫁那年轻人,怕不会拖这么久。想必是那年轻人回国不久就已另娶。

  母亲在这之后拖延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离婚。

  爱玲没有问姑姑详情,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了一下。她知道姑姑最忌讳好奇心。

  她其实不大愿意回忆往事,因为“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见《小团圆》。

  好朋友炎樱的运气总是非常好,回上海后,就进了一所英国人的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这个职位,要求品学兼优,外带还要人缘好、能服众;估计相当于今日的辅导员。后来她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读到毕业。

  爱玲的命运则要曲折得多。

  她一回来,弟弟就兴冲冲地来看她。

  弟弟张子静在前一年,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可惜太平洋战争一起,租界也落入日军之手,复旦停课内迁。父亲不同意他去内地,就领了转学证在家里自学。过去几年父母不相往来,他亦无机会见到姐姐。香港沦陷后,他原本以为姐姐可能回不来了。

  在弟弟眼里,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许多——长发垂肩,身穿从香港带回的时髦衣服,更显得高挑瘦削,有种飘逸之美。

  爱玲跟他谈起港战的零碎事,愤然道:“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她还说,眼下想转入圣约翰大学,把学业续完,“至少拿张文凭”。

  弟弟很高兴,说自己也想报考圣约翰。

  可是钱从何出?张爱玲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

  但姑姑却有个好主意,说是入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由爱玲的爸爸出。

  因为当初张廷重夫妻的离婚协议上,是写明了张廷重须承担女儿的教育费用的。可是港大三年,父亲没拿一个铜子儿。现在,只有半年的学费,由父亲出也是理所应当。

  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出逃后,父女间不通音信,形同路人,要钱的事如何张得了口?

  弟弟很赞同姑姑的意见,回家后,避开后母,就径自去跟父亲谈了。

  张廷重不能原谅女儿的背叛,但是仍然欣赏爱玲的才华,对这个不晓事的女儿爱恨交加。他沉吟了一下,对张子静说:“你叫她来吧。”

  四年睽违,他也很想见见成年后的女儿,于是做了一个让步的姿态。

  这时的父亲,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他不愿意被人误认是汉奸,就离开了日本人开的住友银行,和两个同事一起开钱庄。后来因为挥霍把股本都透支光了,现在已住不起“走马楼”的老宅了,换了一座小得多的洋房。

  会面的那天,后母孙用蕃事先知道消息,躲在楼上没有露面。

  见面是淡淡的。爱玲“神色冷漠,一无笑容”,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问题。

  父亲也没计较她的态度,只叫她先去报名考试,告诉她:“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

  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决无旁枝斜蔓。

  两人的这次见面,在凝重的底下,实际是很有戏剧性的。互相再见一面,张廷重显然有“招安”的意思,但张爱玲却决无此念!

  张子静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秋日里,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也考入该校经济系,两人成了校友。不过有一件事令人大跌眼镜:在转学考试时,张爱玲的国文居然不及格!

  校方要求她在入学后,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国文补习班。

  她倒并不在意,当笑话说给了弟弟听。

  是一时大意了么?现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她久不用国文写作,荒疏了。

  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听说之后,“颇为愤愤”。因为他知道,圣约翰近年招生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可是入学考试为何还如此苛刻?

  可是转念一想,这恐怕还是张爱玲“我忘啦”的老毛病又犯了,考试过于敷衍,所以也就懒得去为她打抱不平了。

  不过,马失前蹄毕竟属偶然,张爱玲很快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

  姐弟俩这一时期,有时候会在一起谈起写作。这是爱玲很愿意谈的话题,在弟弟听来,她在这方面已经足够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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