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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14、尘埃里的花凋落了】

  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姻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联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6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5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美轮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关注着,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5月的《万象》上登出。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李健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6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

  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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