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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女子宿舍的场景,有些怪怪的。入住虽然有年龄限制,但也有几位年长的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点关系,似乎是打算在此终老的。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为“中尉”、“少校”。餐厅里为大家代斟咖啡的,是从街上临时收容来的流浪汉。

  令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先生专门来看望了她。

  爱玲请先生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一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来。

  张爱玲也是第一次进到这里来,看着空洞的大厅,只好无可奈何地笑。但是,胡适却称赞这地方很好。爱玲就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

  坐了一会儿出来,胡适一路四面看着,仍是满口说好,倒不像是在敷衍。不过,也许这并不是在夸环境好,而是在表扬爱玲没有虚荣心,在这样简陋的地方也能安之若素。

  这一次送胡适出来时的情景,张爱玲刻骨铭心,连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字字带有深情——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即赫德逊河。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里面提到的“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是说凡是著名的公众人物,都有很鄙俗的一面。这是张爱玲一贯的观点,可是见了胡适,她才凛然一惊——原来此人是个例外!

  张爱玲臧否人物向来苛刻,以这样的口吻来写一个故交,绝无仅有。看似平淡的文字,细品起来,真是撼人心魄!

  老人家有强烈的幻灭感,她很同情,因为她也有过幻灭——比很多人的幻灭要早得多。

  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其间跟胡适通过信,汇报过她结婚的事情张爱玲自己记成“几年不通消息”,不确。。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曾写信请胡适先生作保。胡适答应了,顺便把爱玲三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书里通篇都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了字。爱玲看了大受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那心情,在后来写回忆文章时都感觉无法形容。

  也就是在1958年,胡适返台,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爱玲是在报上读到消息的。

  1962年,胡适在一次宴会上作讲演后,心脏病猝发,几天后逝世。张爱玲那时正为生活的重负所迫,在报上看到噩耗,也没太悲痛,只是心情惘惘的。也许在她的印象中,胡适早已不是现实中人,而是历史上的人物了。

  她当时想:“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70年代初,张爱玲稍安稳下来,想译《海上花列传》,不由得想起,假如早几年动笔的话,不但可以请胡适帮忙推介,而且他也会感到高兴。想着便一惊——“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那以后,一想起胡适先生,爱玲就几欲流泪,但是又不愿意去想。有很多的人物,就这样消逝了;有很多的氛围,也已荡然无存了。她只觉得“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她不敢多想。

  赫贞江畔的寒夜里,有这位老人在,多少还给了她一些温暖。

  难道人世间可让人慰藉的,就只剩下了这个吗?

  23、匆匆踏上陌生的“故土”

  张爱玲此时,并不满足于夫妻和睦、衣食渐丰。她终究不是能做笼中鸟、池中鱼的小女人,一有转机就想做鲲鹏之举。

  有一个计划一直在她心中酝酿,秘而不宣,连赖雅也没告诉。早在两年前,她在办理入籍护照手续时,偶然发现了一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她便打听了一下去香港的飞机票价。入籍以后,她不再担心什么了,想回香港去走走。

  她想,与其这样越洋为宋淇的公司写稿,还不如跑到香港去就近写作,恐怕机会还要多一点。

  航空公司答复她,票价要1000美元。

  爱玲当时没有行动,一是因这笔费用她根本拿不出,二是刚到旧金山也不宜轻动。于是这计划,就一直埋在了她心里。

  现在,生活稍安顿,但写作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她连续写了几篇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找不到买家。1959年底辛苦写成的《怨女》遭到拒绝,曾使她一度绝望之极。该书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北地胭脂》。如今身心都还可以,岂能坐以待毙?

  于是,她向赖雅摊牌,谈了她的“东方之行”计划——到香港去,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顺路再去一趟台湾。

  她此时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想写一部英文小说《少帅》,要有一些实际感受,也需要搜集相关资料。“少帅”即张学良,这时正被蒋介石幽禁于台湾,此去就是要找机会见见他本人。

  赖雅听了,大为震惊。

  他现在正如张爱玲当年亲昵嘲笑的那样,婚后完全成了“没有作品发表的作家”,等于靠爱玲供养。现在听爱玲这样一说,以为爱玲有离他而去之意,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大感沮丧。

  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好,我很满足现状,她却要改变!”

  这一切,爱玲早已料到。她用了整整一晚上来说服丈夫,解释了此行对双方的好处。最后赖雅只得同意。

  不过爱玲一走,病体支离的赖雅怎么生活?

  爱玲建议,他可以就在旧金山不动窝,培根和爱丽丝都可以来照应一下。

  但是赖雅不听,为了自尊,他立刻给霏丝写信,问可否把行李托运到她那里,接着就向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申请。

  这封信,赖雅事前给爱玲看过,内中言辞恳切,令人动容,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抛弃他。赖雅是以美国人的思想方式来看这个问题的——既然妻子要远行,那就有可能不愿再养活他了!

  爱玲一时也讲不清,就随他去。两人各自忙着收拾东西,小屋子里的空气有点僵。

  可是赖雅的申请并没被基金会接受。好在霏丝收到父亲的信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立刻来信说,父亲可以到华盛顿来,就住在她邻近的公寓里。

  爱玲走的那天,赖雅送她去了机场。望着爱玲走上舷梯,他心里认定:这个倔强的东方女人,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

  1961年10月13日,张爱玲悄然抵达台北。这是她阔别6年后,脚步再次触及故国的土地。

  然而,这个岛屿,对她来说又十分陌生、只在想象中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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