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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跳舞(2)

　　印度有一种颠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彷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

　　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河道，围着铁阑干，常常铁阑干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眉弯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

　　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彷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

　　“我母亲说的，
　　再也不能
　　和吉卜西人
　　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拍拍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她和她姊姊玛丽亚都是孤儿，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

　　在美国人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样会落到这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做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綷缭下跪做祷告。纳塔丽亚苍白的小长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惫赖。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人，她脾气好而腊蹋，常常挨打，她姊姊玛丽亚比较懂事，对上头人知道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恨毒。玛丽亚生着美丽的小凸脸，才来的时候，听说有一头的金黄髻发，垂到脚跟，修道院的尼僧因为梳洗起来太麻烦，给她剪了去。

　　有一次我们宿舍里来过贼，第二天早上发现了，女孩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跑，整个的暑假没有这么自由快乐过。她们拥到我房门口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希望，彷佛应当看见个空房间。我很不安地说没丢什么。

　　还有个暹罗女孩子玛德莲，家在盘谷，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庙宇里的舞者都是她那样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尖尖的棕黄脸刷上白粉，脸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腿手臂各有各的独立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活得不可能，各自归荣耀给它的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除开这些孩子，我们自己的女同学，马来亚来的华侨，大都经过修道院教育。淡黑脸，略有点刨牙的金桃是娇生惯养的，在修道院只读过半年书，吃不了苦。金桃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道：“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和其它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戏园子里遇见，看见小姊妹穿着洋装，嘴里并不做声，急忙在开演前赶回家去换了洋装再来。她生活里的马来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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