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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姐姐姐夫也是因为年纪不轻了，家累又重。这两年姐夫身体坏，共产党来了以后，就靠姐姐找了个事，给一个东欧商人当秘书翻译。洛贞失了业就没敢再找事，找了事就再也走不成了，要经工作单位批准。

　　也许因为范妮去了香港恍如隔世，这天姐姐不知怎么讲起来的，忽然微笑轻声道：“范妮那次回国在船上，他们跟船长一桌吃饭，晚上范妮就到船长房里去了。”

　　洛贞听着也只微笑，没作声。也都没问是哪国的船，一问就彷佛减少了神秘性，不像这样是个女鬼似的悄悄的来了，不涉及任何道德观。

　　想必就去过一次，不然夫妇同住一间舱房，天天夜里溜出来，连艾军都会发觉。她是不肯冒这险的。在国外那么些年，中国人的小圈子里，这种消息传得最快，也从来没人说过她一句闲话。

　　姐姐一定一直没告诉姐夫，不然姐夫也不会这样佩服她了。

　　因为尊重这秘密，洛贞在香港见到范妮的时候，竟会忘了有这么回事——深藏在下意识里，埋得太深了？也不知是因为与她为人太不调和，太意外了，反而无法吸收，容易忘记？洛贞从大陆出来就直奔范妮那里，照姐姐说的，不过嘱咐过不要住在他们家，范妮现在是跟女儿女婿住。见了面她说明马上要去找房子，范妮爽快，也只说：“那你今天总要住在这里，我这里刚巧有张空床。”

　　她看了报上分租的小广告，圈出两处最便宜的，范妮叫女佣带她到街口杂货店去打电话。她很诧异。彷佛听说香港人口骤增，装不到电话，但是他们来了很久，也该等到了。范妮没有电话怎么行，即使现在不做金子股票了，凑桌麻将都不方便。住的公寓布置得也很马虎。她留神脸上毫无反应，范妮倒已经觉得了，漠然不经意说了声：

　　“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香港生意清，望出去船烟囱都没几只，”艾军回上海去卖房子，也曾经告诉他们。

　　但是去打电话正值上灯时分，一上街只见霓虹灯流窜明灭，街灯雪亮，照得马路上碧清；看惯了大陆上节电，如同战时灯火管制的“棕色黑灯”，她眼花撩乱，又惊又笑。

　　看了房子回来，在他们家吃晚饭，清汤寡水的，范妮脸上讪讪的有点不好意思，当然是因为没添菜。但是平时她这美食家怎么吃得惯？洛贞不禁想起台湾刚收复的时候，有人乘飞机带了芒果到上海来送范妮，她心满意足笑着把一篮芒果抱在胸前摇了摇，那姿态如在目前。

　　范妮现在虽然不管事，雇的一个广东女佣还是叫她太太，称她女婿女儿少爷少奶。女婿虽阔，还没分家，钱不在他手里。儿子跟着大姐大姐夫到巴西去了，二姐二姐夫大概也想出国。

　　临睡范妮带洛贞到她房里去。似乎还是两个女儿小时候的两张白漆单人床，空下的一张想必是艾军的。艾军在上海住在他哥哥家，一住一年多，倒也过得惯；常买半只酱鸭，带到洛贞姐夫家来吃饭，知道他们现在多么省。饭桌上洛贞听他们谈起他房子卖不掉，想回香港又拿不到出境证。家里打电报来说他太太中风了，催他回去——本来一向有这血压高的毛病，调查起来也不像是假话。拿着电报去给派出所看，也还是不生效。

　　姐姐问知他每次去都是只打个照面，问一声有没有发下来，翻身便走，因道：“听人说申请出境非得要发急跟他们闹，不然还当你心虚。”

　　无奈他不是发急的人，依旧心平气和向他们夫妇娓娓诉说，倒也有条有理。走后姐姐笑道，“艾军现在会说话了，真是铁树开花了，”又引了句“西谚有云：宁晚毋缺憾。”

　　他别的嗜好没有，就喜欢跳舞。是真喜欢跳舞，拣跳得好的舞女，不拣漂亮的。这时候舞场还照常营业，他常去一个人独蹓。自从发现他的“第二春”，姐姐不免疑心道：“不要是迷上了个舞女了？”

　　范妮不在这里，大家都觉得要对他负责。姐夫托人打听了一下，也并没有这事。

　　这一天他又来说，有个朋友拉他到一个小肥皂厂做厂长：“我想有点进项也好，不然一个人不是挂起来了吗？”说着两手一摊，像个爱打手势的意大利人。

　　姐姐姐夫都不劝他接受，但是这年头就连老朋友，有些话也不敢深说。

　　这时候对留学生还很客气，尤其是学理化的。厂里工人的积极份子口口声声称他为“大知识分子”，要跟他学习。他何尝给人捧过，自然卖力，在他也就算“干得热火朝天”了。姐姐姐夫都有点看不得他，但是忽然消息传来，他被捕了。原因不清楚，直到两个月后释放出来，才知道是因为他有个亲家在台湾有名望，他这次回上海算是来卖房子，又并没卖，反而找事扎根住了下来，形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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